任职出版总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1月1日，为了更好地管理全国的出版事业，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出版总署，胡愈之被任命为署长，叶圣陶、周建人为副署长。出版总署下设办公厅、编审局、翻译局及出版局分管各项工作，胡绳任办公厅主任，叶圣陶兼任编审局局长，沈志远任翻译局局长，黄洛峰为出版局局长。同时根据工作需要，在办公厅下设计划处，主要负责公营、公私合营及私营出版事业的调查研究和联系设计工作，徐伯昕任计划处处长。据《出版总署最近情况报告（1949年11月12日）》显示，此时“计划处虽尚未成立，但已局部开始工作，现正进行对全国各地私营书店之材料的整理工作，并准备各项表格，以备进行进一步调查。”对这时的出版总署办公厅来说，最大的困难就是缺人——“主持出版事业的调查研究工作的人员。”在这种背景之下，张静庐被召回北京。1950年1月20日，张静庐被出版总署拟任为总署办公厅计划处副处长，协助徐伯昕主管全国出版事业的调查、研究、联系、设计、指导工作[1]，开始了自己的公职生涯。
东单东总布胡同10号原出版总署院内的办公楼（1950-1952）
作为一个上海的私营出版业主，张静庐能够任职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很大程度上与其在抗战时期跟随黄洛峰主持“新出版业联合总处”，成长为中小出版业领导者有关。这个经历也让他在1949年11月担任“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筹备会华北东北参观团”团长，带领上海出版同业赴华北、东北参观、考察。出版总署的领导中，叶圣陶、黄洛峰等人与他关系匪浅，署中同事也大多是其多年好友。加之张静庐的个人能力和组织热情，因此被选中担任出版总署的职位，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了。
1950年3月，张静庐正式从上海调任出版总署工作。他当时的同事中，有老朋友开明书店老板章锡琛。章锡琛正式任职出版总署是在1949年12月，比张静庐稍早几个月。他们两人在出版总署的一栋两层小楼里，共用一间的办公室[2]。这栋两层的小楼上，当时出版总署的几位领导如胡愈之、叶圣陶、周建人以及胡绳、徐伯昕等都在这栋楼里办公。
章锡琛
说来有趣，张静庐进入计划处的第一件事，就是处理开明书店申请公私合营的事情。开明书店的公私合营，可以追溯至1949年10月3日第一届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期间。当时，开明书店同人如范洗人、朱达君等，就向新中国出版业的实际掌门人胡愈之、叶圣陶等表达了公私合营的意愿。1950年2月，开明书店董事会正式向出版总署报送了《开明书店请求与国家合营呈文》。张静庐进入出版总署办公厅计划处后，其工作就是接手这件工作，并与出版总署的领导商讨如何处理。对此，与开明书店关系颇深的叶圣陶在1950年3月22日的日记中记载，“午后，达君来，与愈之静庐诸人共谈开明合营事。”最终大家的讨论结果，是“拟出版总署不投资于开明，唯以合作之故，派人员与开明董事会职工会中人合组业务委员会，为决策与执行之机构。”
开明书店旧影
开明书店的公私合营之事，一直持续到三月底。3月31日，出版总署召开署务会议，通过相关决议。4月3日，对该事进行了最终批复，批复决定根据国家经济情况和开明书店现有状况来看，开明书店不要需要国家投资。但鉴于开明迫切希望国家领导，决定先予以公私合作，由出版总署、董事会、职工三方面，各派代表三人，组织业务委员会作为具体指导业务的机构，并要求开明书店将总管理处和编译所迁往北京。
参与筹备第一届全国出版工作会议
开明书店公私合营告一段落，张静庐参与了第一届全国出版工作会议的筹备工作。1950年4月25日，出版总署确定了《出版总署1950年第二季工作计划要点》，在出版事业管理方面，该工作要点指出：“ (一）完成全国出版业的初步调查，并进行全国出版物的调查统计工作和有重点的内容检查。(二）与各大行政区、各省市的新闻出版行政机关建立联系，加强政策方针上的领导。(三）拟订出版业登记暂行法规及全国出版业分工合作的初步计划，以加强管理公私营出版业。(四）在上列工作的基础上，进行全国出版会议的准备工作。” [3]出版总署在5月12日第13次署务会议上，即正式决定召开全国出版会议。从计划处的工作职能来看，该工作要点也成为张静庐进入出版总署后要负责的主要工作。
为了筹备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7月21日出版总署第18次署务会议决定成立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筹备委员会，包括胡愈之、叶圣陶、周建人、胡绳、徐伯听、张君悌、祝志澄、华应申、朱泽甫、王钊、沈静芷、张静庐、金灿然、周天行、储安平、史育才、傅彬然、程浩飞、甘伯林等19人为筹备委员，成立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筹备委员会，并推胡愈之为主任委员，叶圣陶、周建人为副主任委员，胡绳、徐伯昕为正副秘书长，主持筹备工作。
经过两次筹备会议，7月28日出版总署决定9月15日至25日在北京召开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为了给会议做准备，8月初出版总署通知上海、北京、天津三地出版行政机关分别召开各该地区公私出版业座谈会，总署派人出席指导。基于张静庐在上海出版业界的工作经历和联系，他被指派至上海参加上海市公私营出版业座谈会，同去的还有沈静芷、储安平。
储安平
当时，在上海召开上海市公私营出版业座谈会的主要目的是：①了解上海私营出版、发行、印刷、期刊的工作情况与存在的各项困难问题；②了解上海公私出版业的关系；③听取上海公私出版业对政府有关出版工作方面的意见，征求关于改进全国出版工作的意见；④传达总署对出版、发行工作和出版事业中公私关系的方针、召开全国出版会议的内容和目的；⑤研究并酝酿产生上海市的全国出版会议的代表；⑥征集大会用的各项资料及展览用品。当时，上海华东新闻出版局王益与上海市新闻出版处方学武就组织了上海市公私营出版业座谈会工作小组。7月31日，上海书业公会召集筹委会讨论座谈会配合问题。同日，张静庐等人就到达上海，与上海市公私营出版业座谈会工作小组研究具体研究座谈会方式，决定以出版、发行、杂志、印刷4个大类14个小组，进行讨论，并确定各组负责人选。
8月2日，上海市公私营出版业座谈会召开，参加本次座谈的由来自出版、发行、杂志、印刷业的250余人。座谈会主席王益，张静庐、储安平、沈静芷作为出版总署代表参会。这次座谈会按照原先安排，分为4类14各小组进行，还组织了组长联席会议，在四个大类中各推举出报告人选，向座谈会大会报告个组讨论成果。还拟定了出席全国出版会议的代表初步名单。
沈静芷（左） 黄洛峰（中） 徐伯昕（右）
座谈会持续到6日闭幕，分4个单元，由舒新城、毕青、尚丁、陈雪岭作综合报告，储安平同志代表总署发言，对逐步走向专业化、调整公私关系及新华书店情况等进行了详细介绍，解决了一部分疑虑和隔阂。这次座谈，提出各种意见达200多条，为未来的全国出版会议提供了相当宝贵的材料和基础，并对上海出版界进行了思想上的酝酿和教育，为确定出席全国出版会议代表名单做了准备。张静庐等人作为出版总署的代表，在其中通过与上海出版界的沟通和交流，也为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顺利召开做了准备。[4]
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中的出版事业展览会
顺利完成这次上海的任务后，张静庐等人返回北京，并于8月14日在出版总署对上海市公私营出版业座谈会召开、全国出版会议出席代表等情况，进行了一次详细的汇报。[5]之后，总署围绕筹备工作多次召开筹备会议。9月7日出版总署召开举行第五次筹备委员会通过了代表名单，初步讨论了大会议程。1950年9月15至25日，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五项决议：一、关于发展人民出版事业的基本方针的决议；二、关于改进和发展出版工作的决议；三、关于改进和发展书刊发行工作的决议；四、关于改进期刊工作的决议；五、关于改进书刊印刷业的决议。全国出版会议的召开，为新中国出版事业基础的奠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1] 《出版总署党组小组会议报告（1950年1月20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0》，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页。
[2] 章雪峰：《中国出版家·章锡琛》，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90页。
[3]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0》，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页。
[4]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0》，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32-436页。
[5] 叶圣陶著、叶至善整理：《叶圣陶日记 中》，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182页。
责任编辑：彭颖
作 者 简 介
王鹏飞，博士、教授。现供职于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英国牛津国际出版研究中心博士后；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现代文学期刊、出版文化和新媒体研究。主要论著有《孤岛文学期刊研究》《海派文学》（合著）等，编选《出版学》《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之萧红卷、师陀卷、萧军骆宾基卷等。兼任全国出版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新闻史学会编辑出版研究委员会秘书长、高校出版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等。
乔晓鹏，扬州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南京大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出版史、出版教育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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