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赵萌 赵婧姝 编辑 | 桂田田
丹麦女作家卡伦·布里克森（Karen Blixen）1938年写的小说《走出非洲》(Out of Africa)让世人知晓了肯尼亚和广阔壮美的非洲。半个多世纪过去，非洲对于中国人来说，也不再陌生。
“我们在首都工作，电力比较稳定，但每周会有一两天停电，需要自己发电，如果公司的项目完成，就可以基本解决主要城市的供电问题。”
这是刘亚飞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派驻西非的塞拉利昂进行能源项目的开发和建设。
布隆迪的风景 摄影/李世超
政知道（微信ID:upolitics）获知，在非洲，像刘亚飞的“老东家”一样的中资企业有超过2000家。中企在非洲涉及广泛，既有传统的农业、采矿、建筑，也有新兴的资源产品深加工、工业制造、金融、商贸物流、地产等。
外派非洲工作是怎样一种体验呢？
工作
笔记本电池成最大消耗品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2014年人类发展报告》，塞拉利昂的人类发展指数在187个国家中居第183位，53.4%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刘亚飞告诉政知道（微信ID:upolitics），当地除了首都和省会有较为稳定的电可以提供，其他地方到了天黑以后就“该干嘛干嘛”。
他的“老东家”在当地援建和投资的能源项目，可以极大改善当地的用电情况。项目建成后，中方会运营一段时间，一方面收回成本并盈利，另一方面培养当地的员工自己逐步接管业务。
在非洲，缺电的不只塞拉利昂。曾在非洲外派的中兴员工师伟说，有些国家每天停电四五次，对笔记本电池伤害很大，半年就要换一次。笔记本电池也成了非洲工作生活中最大的消耗品。
今年43岁的师伟可以说是一位典型的“非洲客”。他在中兴通讯工作17年，负责公司质量体系和质量培训，去年转到公司子公司。由于工作的需要，2005年到2013年，多次外派到非洲国家。
赞比亚首都一座著名的过街天桥，被称为“赞比亚的骄傲” 摄影/师伟
在师伟记忆中，真正意义上讲，中国企业走进非洲这种趋势是在2000年左右开始的。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是个里程碑意义的会议，那次会议后，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数量也有了质的变化。中兴在非洲广泛涉及通讯相关的业务，比如其中之一是帮助建设网络，“客户要求一揽子解决，所以凡是跟通讯有关的业务，我们在当地都会涉及的，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能够降低整体项目的成本、因为可以规避采购别的同行设备而被卡脖子。”师伟说。
师伟告诉政知道（微信ID:upolitics），员工补助会根据具体情况而定，比如危险程度高的地区会高些，范围大约几十到一百多美元一天的样子，具体到非洲，西非马里就要高一些，根据当地治安情况和辛苦程度。
刚果通讯企业施工现场 摄影/师伟
“马里事件很让人揪心。”刘亚飞说，他常被人羡慕外派的收入丰厚，但大家都没有切身实地地体会过外派工作的艰辛和潜在的安全隐患。
有8年外派非洲经历的师伟在采访中提到数次：“企业走出去不容易，大家赚得也是辛苦钱。如果说最真切的看法就是，身边很多同事出国后都改变了自己的在国内的看法，也很少抱怨了。出去以后其实是在受教育，很多问题大家豁然开朗，大家都更爱国了。”
环境
林中野蛇窜、河里鳄鱼游 没得过疟疾的同事不多
第一次驻塞拉利昂3个月回家后，刘亚飞被家人笑称“像难民逃难回来一样。”原本130斤的他最瘦的时候只有113斤。
他参与的援建项目需要时常在野外勘查，要穿梭于原始森林之中，“可能会遭遇虫蛇袭击。”“黑人兄弟”在前面开路，见到蛇就把它们打死，然后烤成食物。有时他要乘独木舟过河，据说水里可能会有鳄鱼。
布隆迪的乡村 摄影/李世超
当地疟疾肆虐，这是他最担心的问题。“如果在野外工作感染疟疾，需要送往首都进行治疗。一旦在途中病情没有得到遏制，轻则留下后遗症，重则身亡。”
在中兴工作的师伟表示，在中非的一些国家，“同事没有得过疟疾是很少见的，一般去时都会从国内带很多风油精。”如果下到首都以外的城市作工程，有些村、镇都没有下水道、卫生间，卫生条件根本谈不上。
当然，非洲也有一些环境和卫生状况不错的地方。在赤道附近的布隆迪位于非洲高原，常年气温在20度左右，气候宜人，王伊琳曾在首都从事了3年的研究工作。
王伊琳在当地孤儿院
当地受疟疾困扰较少，吃东西也不必太担心，那里的美食给王伊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地的坦噶尼喀湖里的鱼非常美味，烤羊膝盖、羊排配上蛋黄酱版生洋葱让她和同事每周必吃。
布隆迪到处都是牛油果，成熟后嘭嘭往地上掉，“太多了，后来都给同事养的小羊吃，吃了毛特别亮。”不过她坦言，驻外生活“也就只有野趣了”。布隆迪没有商场、游乐园，在那里恋爱的人们一般都去湖边坐坐，喝喝咖啡。
布隆迪乡村少年 摄影/雷发荣
讲起日常生活，师伟满满都是回忆。他讲道，公司给员工办理的都是商务签，因此一般员工三个月、四个月就有一次回国的机会，就是办理签证，顺便也可以回家看看。至于在非洲的日常生活，公司一般是租一栋工作地附近的别墅，这样公司的外派人员可以住，公司临时出差的人员也可以住。住宿的地方一般会配宿管员和厨师，因为外面吃饭要么贵、要么卫生不行、要么口味差。
“我们找中国厨师还是不错的，但是一些调料或者一些中国特色的食材都是从中国带过去的。比如，每次同事出差的时候，我们非洲国家驻地的行政都会问同事，你的行李多吗，方便给我们带点东西吗。现在非洲好点了，因为非洲一些国家有不少中国人过去种菜、种地、开农场，我们购买食材的渠道多了很多。”师伟称。
“我们在非洲也会看非洲电视剧，非洲电视剧相当于我们80、90年代的水平，有肥皂剧、生活剧这些类型。值得一提的是，在非洲一些国家，看到好莱坞大片倒是比中国国内早一些。”师伟称。
安全
枪声曾在窗外响起 但寂寞更令人恐惧
布隆迪至今仍属于战乱地区，与刚果金交接的地区有叛军，偶尔晚上会听到枪声。有一次，反对派袭击情报部长，那是她第一次真切地感到枪声、手榴弹的声音就在附近响起，赶紧关灯趴在床上。“生死是小概率事件，我还是感到想家和寂寞的心理影响更重些。”
在第一次飞往布隆迪的飞机上，她又是害怕，又是想家，一直哭到印度，后来每次与家人视频，总是以泪洗面。单位规定一年只能回一次家，她认为这多少有些“不人道”，有的企业允许员工每个季度回家两周，多少可以缓解思乡之情。
布隆迪机场 摄影/雷发荣
刘亚飞当时的公司就规定每两个月可以回家一次。在安全方面，公司在外派前会进行安全教育，不过他也坦言，出国任务通常比较紧急，外事部门人手有限，本该集体上课的行前教育常以“自习”的方式进行。
在塞拉利昂，公司的办事处选在有保安巡查的社区，平时他们随身携带当地政府官员的信件，“我们坚决不单独行动，出门时尽量乘坐汽车，就算没有同事陪同，也会有当地司机陪同。在外用餐地点一般都选在中国人开的餐馆。”
中兴则允许家属随任非洲，且工作四年后家属也能获得补助。师伟还是对安全的问题感触更加深。中兴在非洲建办事处，倾向选择在和平国家的中上等商务区。他说，南非、西非和中菲治安比较差，当地党派纷争、部落仇杀导致安全系数较低。
交往
企业老总打个电话就可以见总统
中非经贸关系紧密。按官方发布的数据，中国已连续六年稳居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14年中非贸易额达2220亿美元；非洲则是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第二大承包工程市场和新兴投资目的地。
在11月26日国务院新闻办举办的新闻吹风会上，谈及中国企业在非洲，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在答记者问时说，不少中国企业在非洲已经有投资，已经有合作项目，而且做得非常成功。
“可以这么说，我想见总统很费劲，企业老总打一个电话就可以见了，他们在那里很受欢迎，我是亲身感受到的。”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称。
“比起规则，他们更看重人情。”刘亚飞坦言，在非洲开展工作前和当地人建立良好关系很重要。
“我们在当地打开局面，会重视和当地政要的关系”师伟告诉政知道（微信ID:upolitics），“非洲的许多国家比较小，比如赞比亚75万平方公里，当地政要就总统首相管理的国土面积来说相当于中国省长管理的范围，外资企业通过大使馆，见到他们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在师伟和刘亚飞看来，非洲的雇员与中国人“想法很不一样”。
师伟说，在非洲常被问到工资能吃几顿饭，“工作都是以几顿饭作为衡量的，他们对自己的收入和未来的生活缺少规划。这并不是说他们不好，只是当地人的习惯。”刘亚飞的当地雇员则是在每月发工资后，总有人会消失一段时间，“他们去享受生活了，直到钱花完了才回来工作”。
布隆迪儿童 摄影/李世超
虽然在观念上和非洲人有冲突，但是在非洲工作，他们也感受到了当地人的热情。
至今让王伊琳难忘的是，一次，她和同事的车在上坡时车轮突然脱落，路过的两个布隆迪人就主动上前帮忙找工具，“拧螺丝拧得浑身是汗啊，但是完全没提钱的事儿。”后来，王伊琳给了两人一人相当于人民币20多元，他们特别高兴。“布隆迪人不会吃拿卡要，这点在海关上表现的更明显，有些非洲国家过海关就要钱。”
刘亚飞告诉政知道（微信ID:upolitics），每次去野外时，只要说明来意，当地人们会主动带路、提供船和食物，“因为我们的项目可以提供电力资源和就业机会，尤其在偏远地区能解决很多人的就业，他们还是很乐意的”。
（文中除刘亚飞、王伊琳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