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画：保卫卢沟桥 新华社发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胡德坤 彭敦文1931年9月18日，日本悍然对中国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世界法西斯对外侵略的开端。自日本侵略开始，中国人民就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反抗，并在世界范围内呼吁遏制日本法西斯势力的侵略行径。中国的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推动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格局的形成。
内外交困加剧中国民族危机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仅在3个月的时间内就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其行为不只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而且包藏着打乱远东国际秩序，挑战华盛顿体系，独霸亚太的野心。
面对日本的侵略，中国国内正处于相对混乱的状态。首先，天灾严重。1931年夏秋，遭遇持续时间长的全国性大水灾，国民政府，甚至东北地方当局，都在救灾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其次，国民党内蒋介石派、反蒋派、冯玉祥派系、阎锡山派系斗争激烈。再次，国共两党处于内战状况。国民政府正在集中兵力对长江流域的中央苏区和湘鄂赣、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以期消灭工农红军。上述因素给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造成了不利影响。
国际上不利于中国的因素也很多。首先，日本是最先实现工业化的亚洲强国，中国的国力、军力和国际地位都不足以与日本抗衡。其次，中国是个受多个西方大国支配的弱国，各大国在中国利益关系纵横交错。中国与各大国复杂的外交关系，对中国应对“九一八事变”产生着巨大影响。再次，从世界整个政治结构来说，西方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处于对立状态，而中国东北正处于日苏对立的中间地带，尽管华盛顿体系确立了在中国的反对特殊化的“门户开放”政策，日本独占东北对英、美诸国的利益带来一定的损害，但如何处理英美诸国与日本、西方世界与苏联之间这两对矛盾的关系，则存在不确定性。
上述因素的存在，决定了中国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步履维艰，而依赖国际联盟调停成为其应对日本侵略的首要政策选择。
但国联的调处正是一个多种势力的角力，中国、英法、美国、日本是主要的四方。国联调处结束后，日本宣布退出国联。这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建立的国联体制已不能有效地制止明目张胆的侵略，丧失了维护和平的机能，出现了全面危机。而国民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经历了希望和失望、妥协和屈辱，其结果是民族危机更为严重。
局部抗战鼓舞其他国家反法西斯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尽管国民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总体政策，实施了不抵抗主义，但中国抗日军民仍然进行了英勇的局部抗战。
193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提出在东北开展游击战争，中共满洲省委立即建立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2年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东方会议，会议讨论了日本入侵东北之后的形势，指出在满洲，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要激发人民的反日思想，开展反日民族革命运动。
在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和中共中央的具体指示之下，1933年初，中共满洲省委决定，改编党所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同时，注意团结和加强对于一切抗日武装力量的领导，建立“抗日联合军司令部”作为反日统一战线的军事组织。以此为起点，遭受挫折的东北抗战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以中共领导的“抗联”为中心的、以中国为主体的联合朝鲜族人民进行抗战的时期。
在南满，杨靖宇受中共满洲省委指派与朝鲜共产党人李东光、李红光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开展抗日斗争。在东满，中共东满特委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该军联合了活跃于吉林的朝鲜抗日组织，包括金日成的游击队。在北满，赵尚志与朝鲜共产党员李福林（崔东范）、金策等创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中朝人民联合一起，开展了有声有色的游击战争，取得了不少战果。1936年后，东北人民革命军奉命改为东北抗日联军，继续在东北进行抗战。
与中国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相呼应，中国军民展开了“一二八”淞沪抗战、长城抗战和绥远抗战。
“一二八”淞沪抗战迫使敌方四次增兵，三易主帅，毙伤日军1万余人。章太炎称赞其“自清光绪以来，与日本三遇，未有大捷如今者也”。长城抗战自1933年1月1日开始，至5月25日停战，历时近5个月。战场较量结果，中国自损6.5万人，毙伤日伪军达4万人。绥远抗战于1936年11月16日打响，为期35天。有著名的红格尔图战斗、百灵庙战斗和锡拉木楞庙战斗，三战皆胜，成功地遏制了日军利用伪军西进的图谋，鼓舞了中国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斗志。
作为首先遭受法西斯侵略扩张之害的国家，中国奋力抗敌，在国际上率先举起反法西斯的大旗，几乎是孤军奋战。不仅如此，同一时段内，由于西方国家对法西斯势力的纵容，还导致了德、意法西斯势力的迅速崛起，并开始走上向外扩张之路，因此中国的局部抗战也鼓舞了世界其他国家的反法西斯斗争。1934年初，法国出现反法西斯运动的高潮，并于次年成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彼时，德意两国共产党也一直在与本国法西斯势力进行着斗争。国际反战组织在1933年至1936年获得巨大发展，1936年9月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和平大会，有4531名代表和5000多名来宾参加，规模空前。
持久抗战推动世界反法西斯格局初步形成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开始全面抗日战争，中国抗日军民在持久战与游击战科学战略理论的指导下，粉碎了日本短期灭亡中国的企图，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局部战争中唯一成功坚持下来的国家，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个战场。中国创造的以弱制强“奇迹”，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敬与支持，增强了各国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信心。中国的持久抗战促进了中苏战略合作格局的形成，推动了中美英走向战略合作，初步形成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格局。
中国抗战对日本扩大侵略战火的制约，是中苏战略合作的基础。就对付日本侵略而言，中苏战略合作有利于限制日本实施北进进攻苏联的战略，也使中国抗战获得了苏联方面的宝贵支持。就对付德国侵略威胁而言，中苏的战略合作有利于苏联将国防重心放在欧洲方面。因此，中苏战略合作关乎欧亚格局演变，其意义是全局性的，是反法西斯战争格局的重要一环。
“七七事变”爆发两天后，7月9日，时任立法院院长孙科和外交部长王宠惠在上海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会商。中苏之间最后确定订立《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其后，作为对该条约的补充，中国军事代表团和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代表在莫斯科达成了向中国提供军事技术、弹药和装备的协议。同年8月，苏联政府停止了同日本的贸易关系，禁止向日本出口军事战略物资，并向中国政府表示了对华贷款、以军事技术装备中国军队、培训中国军事人员等意愿。
从1938年到1939年，日本都有“北进”企图的尝试，但是终因为陆军主力被拖在中国，没有余力对苏联进行战略进攻，遭到苏军强势反击而失败（相关报道见第4版）。
中国全面抗战的坚持也从事实上改变了美英对华偏见，使其重新审视和认识中国。1938年1月初，美国总统罗斯福和国务卿赫尔对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明确表示了愿意以贷款方式援助中国，“希望中国继续抵抗”，“不愿中国丧失领土、放弃任何权利”的意向。6月，美国开始对日本实施“道义禁运”。同年12月，美国宣布向中国提供2500万美元贷款（即桐油贷款），并于次年2月正式签订了桐油借款合约。这是美国“援助受侵略国”原则的第一次运用。在美国影响下，英国也宣布对华贷款50万英镑，随后又决定贷款500万英镑。之后，美英多次将贷款作为间接援助中国抗战的方式。中国《文汇报》的社论评论说，英美对华贷款，“足以表明英、美已确切认识到中国抗战力之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