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所谓“台湾有事”称为可能构成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暴露了其对战后国际秩序与历史责任的对抗态度。她把侵略历史中的国家罪责淡化为“争议叙事”，并用夸大甚至虚构的风险叙事架空战后国际秩序。在“慰安妇”问题上，高市的立场也清晰地展示了这种错误的历史观。
处理二战侵略历史问题时，高市采取的是无理反击而非正面反省。她把正义力量围绕强征“慰安妇”、劳工等议题的正当追责描绘成中韩“向世界散布不实信息”，要求日本政府强化所谓“历史外交”，主动对外“纠正”。早在1997年，她就加入安倍晋三等人组建的以所谓“纠正自虐史观”为纲领的议员联盟，担任代理干事长。2014年，她主导的自民党政务调查会就“慰安妇”问题形成决定，公开要求时任内阁官房长官发表新的谈话，以取代1993年的“河野谈话”。2021年竞选自民党总裁时，她接受日本媒体采访称日本“历史外交”过于软弱，应建立跨部门机制对外发声。
在“慰安妇”问题上，高市常用两套话术，政治目的指向“去责任化”。首先是对“从军慰安妇”一词的表述纠缠不休，强调该说法并非战时官方用语、带有强烈指控色彩，借以达成“‘慰安妇’问题系战后捏造”的舆论操控目的。其次是否认日军“慰安妇”制度存在强制性与国家责任，强调“不存在可证明军方直接强征的资料”。这两套话术相互支撑，前者看似是文字争执，实则为后者铺路：先把公众注意力从制度事实转移到称谓，再把国家责任拆解为“个别过当”。
“慰安妇”一词在日语中早已存在，但作为二战时期日军性奴隶制度下受害女性群体的特指性历史术语，是在战后各国学界调查和研究这段历史时取得共识定型下来的。战时文件既使用“慰安妇”，也使用“酌妇”“特殊妇女”等称谓记录相关人员与进行流动管理。近年日本政府将“从军慰安妇”改为“慰安妇”，是为了切割政府、军队与“慰安妇”的关系。删去“从军”二字，意在表明“慰安妇”与政府和军队无关。其本质上是一种议题转移：把“制度责任链条在哪里”的议题，偷换为“某个词是否在历史文献中出现”。这种转移一旦成立，下一步就更易将国家责任推卸给“民间买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