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诈措施在一些地方被层层加码，导致群众在银行取款时遭遇种种不便。一位律师在银行取款4万元时，不仅被追问取款用途，甚至被翻查上月流水，最后银行还联系了反诈中心要求出警。这位律师质疑：“取自己的钱，为什么要像犯罪嫌疑人一样被审问？”
这种情况在全国并非个例。尽管央行规定5万元以上才需说明资金来源或用途，但多地银行的核查门槛普遍低于5万元，有些甚至降至1万元，严重限制了普通储户的取款自由。当事件引发争议后，银行称是反诈中心的要求，而反诈中心却否认，双方互相推诿，暴露出权责不清的问题。
反诈的初衷是为了保护百姓的钱财安全，但不能以牺牲公民合法权益为代价。将反诈防控的责任简单化地转嫁给群众，反映出政策执行中的“懒政”思维。反诈的核心在于精准防控，而不是粗放加码。技术手段应成为识别风险的主要工具，而不是将审查压力转嫁给每一个储户。只有坚守法治思维，厘清权责边界，才能在安全与便利之间找到平衡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