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陌生人造黄谣后，一个女孩三年的抗争！一张照片将刘晓玲卷入噩梦。
照片中，她穿着长袖长裤，坐在公共区域的沙发上看手机。她回忆，照片拍摄于多年前，从未公开发布在社交平台上。
但在2022年7月，这张照片被人恶意处理，背景被裁切，配上露骨文字和她的联系方式，发布在社交平台。几小时内，帖子被多次转发，微信涌进多条陌生好友申请。她甚至不知道照片是如何流传出去的。
在此之前，刘晓玲过着普通而安稳的生活。和很多在城市里打拼的人一样，每天上班下班，和丈夫一起养育孩子。对彼时的她来说，关于网络谣言如何给受害者带来创伤这件事，只出现在新闻报道里，离自己很远。
“黄谣”，让这个普通的女孩上了热点新闻，也带来了具体的改变。她删除了手机里大部分联系人，换了微信。白天，刘晓玲不断刷新社交平台查看谣言动向，夜晚辗转难眠。办公室里，同事的窃窃私语，朋友欲言又止……这些细微的变化像一堵无形的墙，将她与过去的生活彻底隔开。
她想讨个说法。
经过一年调查，刘晓玲于2023年7月确认造谣者黄某身份。经南宁市三塘派出所调解，双方达成协议：黄某需公开道歉并赔偿20万元。但调解后黄某拒不履行，公安机关依法对其行政拘留10日并罚款500元。
随后，刘晓玲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兴宁区法院提起诉讼。2024年5月法院判决认定黄某严重侵害刘晓玲名誉权和隐私权，要求其在省级以上报刊道歉并支付20万元赔偿。但截至发稿，黄某仍未履行判决。
三年过去，她仍在为此奔走。
双方签署的治安调解协议书。受访者供图
失控的谣言
7月6日正午，广西南宁，街道被烈日炙烤。刘晓玲轻轻掀起窗帘，热浪夹杂着蝉鸣、鸟叫和空调外机的嗡响，扑面而来。她松开手，窗帘重新垂落，将燥热与喧嚣隔绝在外。这个不大的房间，成了她暂时躲避外界的安全空间。
刘晓玲很少出门，大部分时间待在房间里。手边的诉讼材料堆成小山，偶尔接受记者采访，她会用平静的语调复述自己遭遇网络谣言的经过。有时情绪失控，她停下来，稍作调整后，又继续讲述。这样的日子，已经持续了三年。
2022年7月17日，刘晓玲刚起床，手机突然不停振动。微信里接连弹出陌生人的好友申请，由于工作需要，她的微信一直开启搜索添加权限。起初，她以为是业务联系，通过了几条申请。但当对方发来露骨信息时，她立刻意识到——自己的个人信息被泄露了。
生活由此坠向谷底。
一个陌生人自称某高校学生，发来好友申请，备注写着“重要提醒”。对方告诉刘晓玲，在境外社交平台“推特”上，发现她的照片被盗用。刘晓玲点开链接，看到一张自己的照片被恶意篡改，照片配文造谣她“寂寞求约”，还附上了她的真实联系方式。
那种复杂的感受，她至今难以准确描述。和大多数网暴受害者一样，她的情绪经历了三个阶段，先是错愕、震惊地反复确认事实，继而转为强烈的愤怒，整个人不受控制地颤抖，最后，那些不实谣言像潮水般涌来，将她困在屈辱里。
直到深夜，刘晓玲躺在床上却毫无睡意，她盯着天花板，眼睛干涩发疼。凌晨三点，她起身把手机调成静音，推到床头柜最远处，试图用物理距离让自己冷静下来。但不到十分钟，她又忍不住拿回手机，点开链接。
那之后，刘晓玲发现，曾经熟悉的生活环境开始让她感到不安。走在街上，她会下意识避开路人的视线；有人举起手机，她就不自觉地绷紧身体。再后来，连日常接触的同事朋友都让她心生疑虑，她时常想会不会是生活工作中得罪了谁，那些熟悉的面孔在她脑海中不断变换，与想象中的造谣者重合。“怀疑是件痛苦的事，但每个人都可能是那个人。” 她感到过去那个熟悉的世界正慢慢远去。
找回理智后，刘晓玲决定到派出所报案，2022年8月3日，她向南宁市三塘派出所民警详细说明了被陌生人骚扰的情况，逐条展示了收到的恶意信息。刘晓玲问民警，能不能通过技术手段，甄别锁定造谣者。但民警坦言，涉事平台服务器设在境外，取证和调查都会面临较大阻碍。
报警后，刘晓玲开始了漫长的等待。她每周打电话询问案件进展，一个月过去，案件依然没有实质性突破。“这样下去可能很难有结果。”她开始思考，除了等待警方调查，或许还需要寻找其他解决途径。
她决定主动出击，追查谣言的源头。
刘晓玲将黄某约至南宁一酒店后，立即再次报警。受访者供图
“抓住”造谣者
身边的朋友纷纷支持刘晓玲维权，但该从哪一步开始？具体应该怎么做？她查阅相关案例时发现，许多网络造谣事件都因无法确认造谣者真实身份陷入僵局，多数案件最终因证据不足而终止调查。
那段时间，刘晓玲跑了几家律所咨询，最终委托了广西工建律师事务所吴立传律师代理案件。吴立传建议刘晓玲系统地收集证据，包括侵权图片在各平台的传播范围、转发数据及相关负面评价，以量化评估侵权行为造成的影响程度。
由于涉事平台服务器在境外，她无法通过平台方获取造谣者信息。如何找到发布黄色谣言的人，成为关键点，也是最难完成的部分。
刘晓玲首先联系了告知她消息的男生，想获取更多线索。对方告诉她，或许可以在推特上套到一些造谣者的信息。陌生人的建议，让她既期待又警惕。一方面，她期待得到更多的信息，另一方面，她不确定对方是不是传播者之一。“那时我不能完全确定，他是不是出于好心帮助我。”
刘晓玲开始着手收集证据。她注册了推特账号，完整保存了黄某发布的造谣帖。随后，她伪装成“在线求偶”的用户与对方互动。但对方异常谨慎，尽管断断续续地聊天，但话题始终局限在约会、女性和寂寞上，绝不透露任何个人信息。
锁定造谣者身份的过程，比刘晓玲预想的更加漫长。
2023年1月，事情出现转机。刘晓玲从对方给出的零碎信息中，顺藤摸瓜找到了他的微博账号。考虑到国内社交平台通常需要实名认证，这意味着很可能能够确认对方的真实身份。她立即注册新微博账号，关注对方，并持续发布黄某感兴趣的内容。
经过几个月的等待，刘晓玲终于在2023年5月8日等到了黄某的主动私信。她顺势以约会见面为由，将对方约至南宁某酒店。确认黄某入住后，刘晓玲立即带着整理好的证据，包括完整的聊天记录、截图和录屏资料再次向三塘派出所报案。这次，接待民警仔细核对了所有证据材料后，正式出具了报警回执。
京衡律师事务所郑晶晶律师指出，网络侵权案件面临取证难题。实务中，平台往往仅提供注册手机号，缺少姓名、身份证等关键信息，难以确认账号实际使用者。即便律师向运营商发函查询，也常因隐私保护政策受阻。
近年来，造谣者转向境外平台加剧了取证难度。这些平台服务器设在海外，支持匿名注册，内容可随时删除，导致许多案件因无法确认侵权人而终止。郑律师建议，遭遇造谣应及时要求平台披露信息，并在有效期内公证证据。但需注意，通过“黑客”等非法手段获取信息可能涉嫌违法，甚至造成二次伤害。
经过近一年的调查取证，2023年7月，刘晓玲终于在三塘派出所调解室里见到了造谣者黄某。刘晓玲仔细打量着他，三十岁出头、身材瘦小，戴着细框眼镜，是素未谋面的人，与她想象中的形象截然不同，她无法理解对方的做法。
在警方出示的完整证据面前，黄某承认了网络造谣行为，并签署调解书承诺公开道歉及赔偿刘晓玲20万元。刘晓玲表示，她曾追问过，黄某如何得到她的照片和电话，但没有得到回应。此外，由于调解后黄某拒不履行义务，2023年7月12日，南宁兴宁公安分局依法对其作出处罚：行政拘留10日并处罚款500元。
事发一年后，双方在三塘派出所调解室进行调解，图为黄某。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