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咱们谈谈抗日战争中的日本媾和。
抗日战争究竟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算？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从1928年，日本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开始算。因为张作霖当时是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代行中华民国最高统治权，日本在中国领土上公然暗杀中国最高军政领导人，这就是日本对华战争的开始。另一种说法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算。因为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占领了中国的东三省。还有一种最为常见的说法是从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开始算，因为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
即使从1937年七七事变开始算，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中国的抗日战争也打了整整八年。欧战打了大约6年，太平洋战争打了大约4年，为什么中国的抗战打了这么长时间？
简单说，从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这大约四年的时间里，日本曾经8次向中国寻求停战议和，但都没有成功。而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中国成为了太平洋战争反法西斯同盟中的一员，不能再单独与日本议和，所以战争一直持续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
所以，今天咱们就谈谈从1937年到1941年这大约4年的时间里，日本提出的8次议和。
第一次，船津工作
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引起了了中国的强烈反弹。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声明，表示对日本的挑衅已退让至底线，做出了对日全面战争的总动员。但日本方面不希望扩大事态，所以从大约7月底开始，日本内阁海军省，陆军省和外务省三省，以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石射诸太郎的《支那问题报告》为蓝本，共同商议制定了一个《日华停战条件》，希望与中方议和停战。之所以叫“船津工作”，是因为日本方面负责此次议和的代表叫“船津辰一郎”，所以这次议和历史上就称为“船津工作”或者“船津和平工作”。
船津辰一郎（Tatsuichiro Funasu 1873～1947年）是日本的外交家也是实业家，也是个中国通，他从1895年甲午战争时，就在日本驻华使馆做翻译1915年日本与袁世凯进行所谓二十一条交涉时，他是日本驻华使馆的参赞。1926年以后开始担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董事。1937年七七事变时，他是工部局的副总董事。
1937年8月4日，船津辰一郎接到指令代表日本政府在上海与中方接触，释放和谈信号。船津在8月9日与中华民国外交部亚洲司高宗武会晤。因为时任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的临时加入，船津当时没有直接拿出日方的谈判方案，而是改为由川越茂大使与高宗武交涉时，酌情提出谈判方案。川越茂与高宗武原定于8月9日晚会面，但是当天白天发生了所谓“ ”，使形势急转直下，日方嗅出了战争危险， 日方突然发现他们可能错误的判断了形势，因为他们发现蒋介石已经完成了“淞沪会战”的战争准备，所以船津议和被紧急叫停，日本也开始进入战争准备状态，所以第一次船津议和实际上是一次胎死腹中的，还没开始就结束了的议和。
船津工作的背景是“卢沟桥七七事变”。日本当时是希望在所谓满洲和华北权益安定化的前提下，与国民政府停战议和，避免全面战争。但是蒋介石无法接在丢了东北与华北的情况下与日本议和，想通过战争使中日问题国际化，所以要在西方列强利益最集中的上海地区，与日本开战。日本当时的判断是担心国际列强的干涉，使日本在国际上被孤立，所以不希望继续扩大事态，但蒋介石认为挑起战事，国际社会就一定会干预和给日本施压，所以蒋介石对局势的判断和抉择，直接导致了日本第一次和谈努力的失败。
第二次，陶德曼调停
陶德曼，全名叫奥斯卡·保罗·陶德曼（Oskar Paul Trautmann），是德国驻华大使。从1937年10月到1938年1月，陶德曼奉德国政府之命，与德国驻日本大使狄克逊斡旋于中日政府之间，为谋求淞沪会战“停战”与“中日和平”，开展了一系列秘密外交活动，历史上称为“陶德曼调停”。
关于陶德曼调停，我们之前有一期节目叫“诱和与逼降”，专门叙述和分析了陶德曼调停的前因后果。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这期节目，这里就不详细展开了。简单来说，1937年12月28日，国民政府正式通知陶德曼，中国拒绝接受日本和谈条件。随后1938年1月14日，日本内阁会议也达成一致，不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陶德曼调停以失败告终。
当时国民政府无法接受的和谈条件主要是三点：
第一，承认满洲国和蒙古自治，这触碰了国家主权的底线。
第二，酌情向日本支付战争赔款，这有辱国格。
第三，日本要求改组国民政府蒋介石下台交出权力，这干涉了中国内政。
陶德曼调停的背景是“淞沪会战”。而“淞沪会战”的直接导火索就是“第二次上海事变”。所谓“第二次上海事”变简单说就是，1937年8月9日，日本驻上海海军陆战队的中队长大山勇夫和一等兵斋藤，在侦查上海虹桥机场时被打死。直接引发了8月13日中日双方在上海开战，这场冲突就是“第二次上海事变”，这场战役就是“淞沪会战” 。
1932年淞沪抗战之后，，中日双方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出上海，退至苏州昆山一线，上海为非军事区。但“七七事变”之后，蒋介石决定在上海地区与日本开战。所以在1937年7月底8月初，派87、88两个国军精锐师化装潜入上海，先期秘密控制机场等一些战略要地，准备突袭上海日军。1937年8月9日被打死的两个日本海军陆战队队员，就是日方感觉到异动之后，派出去虹桥机场侦查的。而打死他们的，就是已经秘密控制了机场的国军士兵。
第三次，宇垣外交（Yuan)
1938年5月日本近卫内阁改组，号称温和派的代表宇垣一成出任外相，提出所谓“对华和平外交论”。对此蒋介石给予了积极回应。1938年6月，时任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的张群，通过前期与日方的秘密接触，最后确定以孔祥熙作为中方代表，与宇垣一成议和停战。但是事实上，孔祥熙与宇垣一成始终未能直接开始谈判，因为双方在前期的交涉中始终无法达成一致，就已经致使议和失败了。简单说，中日双方在是否以蒋介石下台，作为议和的前提条件上始终无法达成一致。中方提出不能以蒋介石下台作为议和先决条件，至少在议和合约签订之前，蒋介石暂不下台。但是日本方面7月8日近卫内阁召开五相会议决定，必须将蒋介石下台作为停战议和条件。宇垣一成在和谈的前期接触中曾经表示过，可以接受蒋介石暂时不下台的条件，他说：日本国内对蒋介石反感强烈，是否以其下台为谈判前提条件，目前不宜决定，可以留待日后商量。宇垣一成也曾谋划与孔祥熙直接面谈，寻求解决方案，但是受到了日本陆军部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实现。8月1日，中方谈判代表孔祥熙的助理乔辅三，通知日方因无法接受蒋介石下台作为和谈前提条件，中方停止和谈交涉。9月23日，宇垣一成在日本国内强硬派的压力下，被迫辞职，宇垣外交努力彻底失败。
宇垣外交的失败，于日本方面是因为日本对华政策有不同的意见，最后所谓强硬派压倒了温和派，所以坚持蒋介石必须下台。于中国方面，是因为蒋介石的政治势力压倒了所谓“议和派”的政治力量。所以以蒋介石下台为条件的中日议和就变成了不可能实现的议和。
第四次，小川路线
所谓“小川路线”是指大约从1938年7月到1939年8月，持续了大约一年的日本民间人士，小川平吉，萱野长知等人与中方杜石山、马伯援、柳云龙、张季鸾等人之间，试图促成中日和谈的所谓民间外交努力。
小川平吉和萱野长知在辛亥革命前曾参加过中国同盟会，小川也曾支持过辛亥革命，1927年出任过日本铁道大臣，当时属于已经退出政坛的日本著名民间人士。小川的所谓民间和谈斡旋几乎是在宇垣外交的官方接触失败的同时就开始了。他们的中方谈判对手的幕后主使，前期是孔祥熙，后期是戴笠，中间宋美龄也曾到香港指导谈判。小川平吉当时提出，宇垣外交失败的主要障碍是中日双方在改组国民政府蒋介石下台交出权力的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他有打破僵局的方案，但是萱野长知和小川平吉虽多次赴港谋求谈判，但从始至终都他们都没能见到孔祥熙，宋美龄或者戴笠。因为蒋介石第一，并不相信小川平吉能够有解决方案。第二，当时蒋介石从日本政府发表的所谓《东亚秩序声明》中判断，双方差距太大，谈判不可能达成共识。所以蒋介石始终采取了敷衍拖延的谈判策略，最后小川平吉直接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提出如果国民政府不愿意派代表到香港面谈，他可以到重庆面见蒋介石详谈。但是蒋介石下令将小川平吉的来信原路退还，关闭了和谈的大门。
蒋介石在1939年4月29日的日记中说，欧战必将扩大至远东，英国不会让日本和苏联趁欧战之机在远东渔利。日本连日来五相会议对欧洲外交政策举棋不定，其最后必定会与德国意大利订立军事同盟。以日本军阀势力之嚣张，如果天皇不准，则有发生革命之可能。另外蒋介石当时判断，日本的经济力量已严重不足，他说日本是不是还能支撑二年已经很难说了。事后的事实证明，蒋介石当时对局势的判断，除了日本有可能发生革命之外，其他基本是准确的。
第五次 “桐工作”
1938年底，当时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秘密出走重庆。1939年4月汪精卫赴上海与日本代表就建立南京国民政府进行谈判。
日本国内当时虽有主张抛开蒋介石与汪精卫合作的所谓“支持汪精卫派”，但也有认为汪精卫实力有限，主张应该继续与重庆政府沟通媾和，寻求实现所谓蒋汪合作的一派，蒋介石利用了日本国内在对华媾和上的不同声音，于1939年11月底由戴笠安排军统香港站特工曾志忠，假扮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与日本驻香港武官铃木卓尔接触，商谈中日和平条件。日本方面就将这次谋求日中停战的计划称为“桐工作”。但是蒋介石当时回应日方和谈的策略，其实是假借和谈，拖延汪精卫政府的成立，谈判从1940年3月7日到11日，历时4天。然后假宋子良声称回重庆汇报，约定一周后回复重庆意见，但是日本毫无悬念的没有等到重庆的回复。
3月30日汪精卫政府宣布成立，戴笠又提出所谓“有蒋无汪，有汪无和平”，“或者让汪精卫出国，或者引退”等各种方案，继续与日本假意谈判，使日方始终抱有所谓“蒋汪合作”的幻想，成功地拖延了日本对汪精卫政府的承认。直到1940年9月，日方才发现上当，宣布“桐工作”失败。所以虽然汪精卫政府在1940年3月底就已经成立，但是因为日本始终没有放弃所谓蒋汪合作的努力，直到1940年11月底，也就是差不多8个月后，才正式承认汪精卫政府。
第六次，司徒雷登工作
司徒雷登曾经先后四次作为中间人参与中日和谈斡旋。
第一次是1938年3月陶德曼调停失败后，日本政府宣布不再以蒋介石为谈判对象。但是当时华北日军负责人多田，却不顾日本政府的立场，私下接触司徒雷登，请他出面斡旋寻求与蒋介石继续和谈。但最后因为美国政府的强烈反对而失败。
第二次是1939年7月，日本直接处理对华事务的兴亚院，对支持汪精卫组阁，通过汪精卫政府解决中日问题的方案，持反对态度，认为汪精卫实力有限。不足以控制局面，所以极力主张推动蒋汪合作，因此兴亚院院长喜多诚一，不顾日本政府扶植汪精卫政府的既定策略，私下接触司徒雷登，请他出面斡旋推动蒋汪合作，但最后因为被日本政府紧急叫停而失败。
第三次是1940年1月，汪精卫致电蒋介石呼吁蒋汪合作与日本和谈，由周佛海出面邀请司徒雷登从中牵线，促成蒋，汪，日三方合作。但是最后因为在1940年3月，汪精卫政府宣布成立致使斡旋失败。
第四次是1941年1月，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邀请司徒雷登出面牵线中日和谈。板垣表示，在南京军事会议上，有18位在华日军的高级将领提出，希望承认蒋介石政府，尽快开始和谈，尽早结束中日战争，他已将建议送回日本。他愿意在任何地方，与蒋介石或蒋介石的代表进行私人会晤。但蒋介石表示中日问题须待世界总战争结束之后才能解决，板垣的和谈努力是想借中日和平，避免与美国的战争，而蒋介石的策略则是尽量促成美日冲突，让美国与中国绑在一起对日作战，双方根本性的分歧致使斡旋再次失败。
第七次，钱永铭工作
1940年7月松冈洋右出任日本外相，他叫停了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的诱和谈判，改由外务省主导所谓对华和平工作。8月松冈洋右的特使西义显到访香港，与时任交通银行董事长的钱永铭接洽和谈，钱永铭是著名银行家，也曾任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与蒋介石有私人关系。
钱永铭提出的和谈前提是，第一，重庆和南京政府合并，日本与中国的统一政府为谈判对象。第二，日本从中国全部撤军。松冈洋右表示原则上可以接受，而且日方同意不再坚持蒋介石必须下台，同时松冈洋右还借助德国给蒋介石施压，促蒋和谈。
11月，钱永铭再次提出，如果日本方面同意，无限延期承认南京汪精卫政府和无条件全面撤军两项条件，wangjingwei中国政府准则准备与日本政府进行和平交涉。11月23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决定接受中方提出的条件，并要求中方速派谈判代表赴日。27日，重庆决定派前驻日大使许世英为首席谈判代表，赴港进行前期接触，但是第二天也就是28日，日本内阁又突然变卦，决定仍旧按原计划，于11月30日承认汪精卫南京政府。11月30日日本正式承认汪精卫政府，但是同一天松冈洋右又致电钱永铭，表示愿意继续与重庆政府议和。蒋介石在日记中说，松冈洋右简直是荒唐，陈布雷说，松冈之可笑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内部的分裂和混乱已经到了进退失据的地步。
就在日本承认汪精卫政府的同一天，美国发表声明，只承认重庆国民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并提供了一亿美元贷款。可以说，就是在这一刻，中国抗日战争的局势发生了决定性的逆转，也可以说是日本军部的顽固与强横，将中国的抗日战争推上了胜利之路。
第八次，对伯工作
所谓“对伯工作”是指1941年，日本山西派遣军对阎锡山的诱和工作。因为阎锡山字伯川，所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亲自将行动计划命名为“对伯工作”。
日本山西派遣军对阎锡山的诱和招降工作实际上从1940年初就开始了。期间多次反复。阎锡山在日本人和蒋介石之间寻求山西的生存空间，一方面以经济军事援助为条件对日和谈，一方面又向蒋介石寻求支援，作为不与日本合作的条件。直到1941年3月，板垣征四郎亲赴太原协调对伯工作，促成1941年9月11日，阎锡山与日本北支那派遣军代表田边盛武，签订《晋绥军日本军基本协定》。至此，日本对阎锡山的诱和招降工作基本就算是大功告成了。日本也试图将对伯工作的成功，作为推动中国地方武装与日本和平合作的样板，从而瓦解和促使重庆政府的崩溃。
然而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阎锡山的态度急转直下。阎锡山认为日本与美国开战必败无疑，所以紧急放弃了了与日本的合作。1942年5月18，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tian）俊六命令中止对伯工作，日本再次功亏一篑。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态势，日本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艰难困苦中的中国抗战，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