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基督教的经典，《圣经》可以说是西方社会中流传最广、影响最深、发行量最大、读者最多的一本书籍，因为它既是纪录犹太人的一部历史史书，又是一部内涵深邃的哲学巨著。
众所周知，西方文明源于基督教的文明，而《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因此，西方文明就是《圣经》文明之说并不夸张。
在英美文学作品中，作家们运用《圣经》的方式灵活多样、不一而足。
纵观英美文学经典作品运用圣经典故的模式，从作家对圣经精神的发挥程度来看，不外乎有三种情形:作品的故事情节与圣经的某些典故在总体上是平行的，援引的目的是为了借古讽今、警世鸣人；在原来故事的基础上做了一定程度的想象和发挥，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作家借用了《圣经》中的人物、故事，但是赋予的意义却大相径庭，令人瞠目。
本文拟以英美文学中的几部代表作对上述三种情况进行解读，从而让读者对圣经文学有一个新的批评视角。
故事情节与圣经的某些典故在总体上是平行的，援引的目的是为了借古讽今、警世鸣人，这可能是文学作品援引圣经的最基本、最原始、最直接的一种模式。
福克纳的名著《押沙龙,押沙龙！》直接引用《圣经》来渲染故事气氛，从而奠定了作品的基调。
《押沙龙,押沙龙！》出自《圣经•旧约》中《撒母耳记(下)》第13—18节:大卫王之子押沙龙因妹妹他玛被同父异母的哥哥亚母农所污辱，押沙龙为妹妹复仇杀死了亚母农，逃亡于外，后被大卫宽恕返回国内。
几年后押沙龙觊觎王位，图谋推翻父亲大卫，结果失败被杀。
这是兄妹乱伦、兄弟相煎、父子反目成仇的典型。
小说《押沙龙,押沙龙！》中，托马斯•萨德本胸怀宏图，雄心勃勃要发家立业，立志要摆脱贫贱的社会地位，登上社会顶端，并决心建一座气派豪华的大宅院他发迹的象征。
他只身出走西印度群岛，同一位有黑人血统的女人结婚，生一子名查尔斯•伯恩；后来把母子遗弃回到美国，靠剥削黑人的血汗实现了造豪宅的梦想。
继而再婚，生得一子亨利，一女裘迪斯。
光阴荏苒，不觉查尔斯长大成人来到美国，同裘迪斯相爱，亨利气急败坏，杀死查尔斯而酿成兄弟自相残杀的悲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萨德本拒不承认查尔斯为骨肉，父子成仇。
小说套用圣经原型，从书名到故事情节都借用《圣经》中大卫王与逆子押沙龙的故事作为全书的隐喻模式。
萨德本家族的故事与圣经中大卫王的故事遥相呼应，确有发端利益、统领全篇的效果。
小说中萨德本与大卫王形象如出一辙，两者具有许多共同点，其中最神似之处是他们都出身卑微，但心怀大志，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构建心中的蓝图，体现了神话般的英雄原型。
福克纳特意借用圣经原型作参照，影射萨德本的英雄气概，再现了神话般的英雄原型。
小说中弑兄的故事震撼人心。
据圣经记载，弑兄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桩人杀人的罪孽，而且又是兄弟间骨肉相残，这行为大大违背了耶稣基督“你们要彼此相爱”的遗训，不仅令人惊颤，还让人产生一种人性是否真的会荡然无存的可怕怀疑。
福克纳匠心独具地借用弑兄原型，赋予了小说非同一般的意义，而且具有惊心动魄的效应。
《圣经》中的押沙龙与小说中的亨利都不断追求自己的目标，都曾上战场搏斗，都对自己的妹妹亲密无间，最关键的是他们都为了妹妹而杀害了自己的兄长。
小说中的弑兄原型显而易见，而且《圣经》原型的运用还使小说中扑朔迷离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关系变得清晰。
忠实于《圣经》，以人们熟悉的故事来做隐喻，借古讽今，更易于为读者接受。
这种创作手法使作品让人读来感觉底气十足，有理有据，古今交错，思想隽永，回味无穷。
随着圣经文化在人们意识中的深入，一些作家认为文学作品仅仅固守于原来故事框架之内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圣经典故的基础上做了一定程度的想象和发挥，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英国文坛上的著名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叶芝的诗歌中关于所罗门王和示巴女王故事的诗便是适例。
据《旧约全书•列王记》说，古以色列王索罗门是一名贤明的君主，他才智过人，富甲天下。
古阿拉伯的示巴女王为解开心中的疑团而毅然前往，结果心悦诚服。
国王和女王互赠厚礼，女王高兴离去。
后来所罗门王沉迷于酒色，不顾人民疾苦，国力逐渐衰退，他死后不久以色列国便分崩离析，遭到异国的侵略和蹂躏。
关于索罗门会见示巴女王的故事，叶芝在《论女人》、《索罗门致示巴》和《索罗门和女巫》等作品中多次提及。
善于联想和想象的诗人经常展开想象的翅膀，大胆地描绘索罗门和女王之间的爱情关系。
显然，在叶芝心目中，示巴女王是美丽的象征，但是，《旧约全书•列王记》中却没有这种记载。叶芝还臆断在国王和女王之间存在过永恒的爱情，抱怨《圣经》对此长期缄默不语。
他指出，他们彼此洞察到对方的内心世界，造出一面镜子，透过表面的面具，看到对方爱的真相。
细读《索罗门与女巫》，这一层意味就显而易见了。
三首诗都说到爱情的力量，他的酸甜苦辣，相爱双方的炽烈情感，很可能有诗人自况的意味。
所以，在这儿有必要追述一下诗人家喻户晓的经典爱情故事。
叶芝是一位多情的诗人，也是一位深情到痴情的诗人。
1889年不到24岁的叶芝初识22岁的茅德•冈，便被她的迷人风采吸引。
茅德•冈是驻爱尔兰一位英军上校的长女，风姿绰约、美丽动人，具有一种超凡脱俗的古典美、高贵美，这种美最能打动总是生活在理想中、极力追求理想的诗人。
正是茅德•岗这种超凡脱俗的古典美、高贵美，使叶芝对她一见钟情，深深迷恋着她。
虽然最后他们未能结合，但叶芝把她当作理想的化身，写了许多优美的诗篇。
所以在叶芝早期的诗作中，我们总能看到一个更加个人化的叶芝:爱情的不幸，感慨时光的逝去，对美好的追求。
因此，叶芝对索罗门与示巴女王故事的延伸和想象无疑弥补了他与茅德•冈爱情的缺憾。
这种对圣经故事的想象和演绎标志着西方文学以《圣经》为母板的创作思想在潜意识中已不满足于完全置于固定的框架之内，开始出现创造性的偏离，使人摆脱了循规蹈矩的庸俗感，从而使作品有本有源而且焕然一新，更好地传达出作者的心声。
英美文学作品对圣经典故的寓意和魅力的彰显以越发大胆和创造性的方式出现，作家借用了《圣经》中的人物、故事，但是赋予的意义却大相径庭，令人瞠目。
诗人借古抒发胸臆，虽取材《圣经》，但是人的思想却不受其控制。
《失乐园》是弥尔顿最杰出的作品，被后人称为“用英语所写的最伟大的史诗”，是弥尔顿酝酿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积蓄了一生丰富阅历与政治、宗教斗争经验创造而成的巨著。
全诗以一半以上的篇幅描绘撒旦，他在天堂失宠，图谋复仇，诱致夏娃食禁果等一系列反叛行为，以及他的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豪情盛况。
众所周知，《圣经》里对他不曾有过这样的刻画文字。
弥尔顿是虔诚的清教徒，本应以其精湛的诗笔讴歌全能的上帝，然而他却驰骋想象，把魔鬼撒旦描画成似乎盖世无双的英雄，这种世界观和创作的矛盾颇令人费解。
但是如果知道《失乐园》是诗人对自身经历的讽喻，这种矛盾也就烟消云散了。
《失乐园》虽取材于《圣经》故事，实际上是植根现实生活，运用宗教题材，曲折地表达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精神，高度地凝聚了诗人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进程的亲身感受。
面对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的黑暗现实，弥尔顿愤嫉邪恶，向往光明，形象地体现了自己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和坚持反抗的斗争精神。
作为革命家的弥尔顿，并不执守传统的宗教观念，相反，他从思想内容表达的实际需要出发，给宗教题材以必要的改造和革新，塑造出非同寻常的典型形象，刻画出个性鲜明的人物特征，艺术地展现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全过程。
在《失乐园》里，亚当和夏娃是人类的代表，也是英国清教徒老祖宗的体现。
弥尔顿在思想上批判骄矜的撒旦，感情上却同情他所处的地位，因为撒旦受上帝惩罚，很像资产阶级受封建贵族的压迫一样。
在描绘地狱一场时，弥尔顿虽然口口声声说撒旦骄傲、野心勃勃，但在对话里，形象上，撒旦又完全是一个受迫害的革命者。
这个形象十分雄伟，在凶险的地狱背景衬托下，他的战斗决心表现得更鲜明，他骨子里的人文主义精神又让他最终把关爱人类作为他精神的乐园。
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讲，《圣经•创世纪》的这段故事为诗人提供了表达思想的媒介，标志着文学创作中，有识之士已完全摆脱了固守传统圣经思想的桎梏，从全新的角度挖掘《圣经》这块肥沃的文化宝藏，让人们丢掉“原罪”的阴影，赋予圣经人物新的形象，积极乐观地把目光投向生活中阳光的一面。
这种做法固然有其理想化的一面，但作为一种全新的批评视角，在对待传统问题上提供了一种破旧立新的范例。
《圣经》与西方近代文学的碰撞、交融、全方位多层次的渗透，使西方近代作家的作品呈现百花齐放的奇观,并逐渐形成西方近代文学史上的璀璨的文学艺术。
圣经在西方文学中成了如此基本的文献,以致假如缺少了圣经先例,西方文学几乎不可能出现今天的面貌。
英美文学作品中使用圣经原型，决非故弄玄虚，而是将圣经原型作为一种对比原则、批判标准及参照系，影射了人与社会存在的问题，使作品主旨一目了然。
原型具有约定性的语义联想，体现着文学的传统力量。
圣经原型的运用，使读者自然而然地将小说人物与圣经人物相比照，对小说的认识无疑更进一步，从而获得了超越时空的审美体验。
《圣经》犹如一尊雕像，既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又是一个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审视的多面体。
圣经原型的运用，不管忠实程度如何，都会使小说上升到神话的高度，赋予小说张力，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内涵，令人回味无穷，以不同的形式曲折离奇地折射出浓厚的人文主义思想。
作者观点：
作为西方文化的重要源泉，《圣经》的思想哲理已经成为人们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世界文学的最基本的素材，其影响在英美文学作品中尤为明显。
纵观英美学经典作品运用圣经典故的模式，从作家对圣经精神的发挥程度来看，不外乎有三种情形:忠实的固守、忠叛参半和忠实的叛逆。
从而说明圣经文化思想在文学作品的影响源远流长，形式灵活多样，不一而足，其思想魅力因人因时而越发隽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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