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笔杆子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领导同志要学会拿笔杆。开会是一种领导方法，是必需的，但到会的人总是少数，即使做个大报告，也只有几万人听。个别谈话也是一种领导方法，但只能是'个别'。实现领导最广泛的方法是用笔杆子。用笔写出来传播就广，而且经过写，思想就提炼了，比较周密。所以用笔领导是领导的主要方法。
——邓小平
本课导读
本课内容是从《登徒子好色赋》中获得的启发。中学时，我读这篇千古美文，只会从文笔角度理解。现在，我跳出文稿来思考文稿，产生了许多疑问，因为只要对文章所描述的事实进行简单思考，就会发现登徒子完全是被冤枉的，可问题是，为啥登徒子会背上'好色'的千古骂名呢？尽管宋玉很有辩才，显然不是决定登徒子'遗臭万年'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宋玉写了《登徒子好色赋》这篇美文。于是我就想，既然宋玉能写文章怼登徒子，登徒子为啥不能呢？合理的解释只有一点，要么是登徒子不会写文章，要么是会写但写得不够好，因此文章没有流传下来。思及此，我深感能写的人有多厉害，写作力是多么的重要啊！感慨之余，我写了这篇文章，希望大家重视写作，掌握这项具有强大穿透力的能力。
本课核心观点
■ 宋玉是什么人，凭什么能让登徒子'遗臭万年'？
■ 登徒子因何得罪了宋玉？宋玉又如何怼登徒子？
■ 登徒子背上'好色'的千古骂名，根本原因在哪里？
■ 笔杆子如何修炼'牍德'？
多年以前，若非读了《登徒子好色赋》，我依然无法想象一个能写的人有这么厉害 ——一篇文章就让一个人'遗臭万年'。真有这么厉害？有！记得一位新闻界前辈针对记者的职业特点，说过四句话：
笔下有财产万千，
笔下有人命关天，
笔下有是非曲直，
笔下有毁誉忠奸。
这话说得太夸张？不，对记者来说，一点都不夸张。我甚至还觉得，这话对一般文字工作者，也是成立的。
登徒子是什么人？
这位老兄是《登徒子好色赋》里的男主，不太确定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人，可能是一个因创作需要而虚构的人物，在宋玉的文章里，他是楚国大夫，能出入朝堂，大概是个贵族。
先不管登徒子是否真有其人，可以肯定的是，'登徒子'这个名字现已成为'好色之徒'的代名词。比方说，一个男人行为不端、爱好女色，通常就说这人是个登徒子。
读完《登徒子好色赋》，令人不解的是，一个与糟糠之妻不离不弃的好男人，授予其'最美好丈夫'应该是可以的（毛泽东就认为登徒子与丑妻恩爱有加正是实行'婚姻法'的模范），为何反倒成了好色之徒了呢？这个不好的名声还一传就两千多年！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有人以为，是登徒子不讨楚王喜欢，并受章华等人诬陷。也有人以为，是登徒子嘴笨，说不过宋玉，而宋玉才华出众、巧舌如簧，辩论技巧高，这才赢得了官司。
这些说法可能都对，但都非根本原因，其实都是'写作'惹的祸。登徒子输就输在'没有写'或'不会写'上。
需要从三个维度分析：
据说，宋玉是大文豪屈原的学生，是个不折不扣的'大笔杆子'，文字功夫了得，关键是不怕写、写不怕、怕不写，一生之中写了很多作品，《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十》录有他的赋16篇，流传至今的有《九辩》《风赋》《高唐赋》《登徒子好色赋》等，不可谓不厉害。著名的'下里巴人''阳春白雪''曲高和寡'这些典故即因他而来，他确为一个能说会写的高手。
唐代诗人李商隐很欣赏宋玉的才华，曾有诗赞道：
何事荆台百万家，惟教宋玉擅才华。
楚辞已不饶唐勒，风赋何曾让景差。
落日渚宫供观阁，开年云梦送烟花。
可怜庾信寻荒径，犹得三朝托后车。
遇到这样一个能说、能写的人，登徒子不吃亏才怪呢！
原因如下：
一次，宋玉在楚王那里谋职，楚国大夫登徒子知道宋玉的一些事情，建议楚王不要收留宋玉，说：'玉为人体貌闲丽，口多微辞，又性好色。愿王勿与出入后宫。'意思是宋玉这小子长得太帅了，还油嘴滑舌、善于狡辩，最糟糕的是好色，因而不能让他留在宫中。
楚王听登徒子一说，自然不敢大意，便去质问宋玉：一个人的相貌取决于父母，一个人的口才取决于所承的师傅，然作为一个臣子，好色就不应该了，你可知道有人说你好色？如果真那样的话，寡人怎能将你留在宫中？
宋玉听了楚王的话，侃侃而谈，说出了一段千古'金句'，他说：'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
这番话，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天下的美女，没谁比得上楚国女子，楚国女子之美丽者，又没谁能超过他家乡的美女，而他家乡最美的姑娘还数邻居东家那位。论身材，若增加一分则太高，减掉一分则太短，简直就是不高不矮；论其肤色，若涂上脂粉则嫌太白，施加朱红又嫌太赤，真是生得恰到好处。那眉毛有如翠鸟之羽毛，肌肤像白雪一般莹洁，腰身纤细如裹上素帛，牙齿整齐有如一连串小贝，甜美地一笑，足可以使阳城和下蔡一带的人们为之狂热和倾倒。
说到这里，宋玉话锋一转，说道：即便这样美貌的姑娘，在墙外偷看我三年，我都没有动心。可见我不好色吧！而登徒子则不然，他老婆头发蓬乱，耳朵有病，豁嘴尖牙，驼背弯腰，身上既疥且痔。如此之丑，登徒子竟爱之甚，与妻生有五子，可见登徒子就是个好色之徒。
一番辩白，尽管存在逻辑上的诸多问题，但楚王却相信了宋玉的话。就这样，一个绝世好男人，硬是被颠倒黑白，瞬间成了好色之徒。
我每读至此，百感交集，既为宋玉的文采和口才而叫绝，也为楚王的偏信而气愤，更为登徒子的遭遇而叫屈。
综合分析宋玉与登徒子对决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辩论战，属于'口诛'，第二阶段是媒体战，属于'笔伐'。宋玉之所以能'碾压'登徒子，赢在两点：
第一阶段：当面辩论，宋玉先赢在'嘴'上。显然，在文章里，宋玉以机智的应变、雄辩的口才赢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让楚王相信了登徒子是好色的。如果宋玉没有这样的口才，现场辩论时就输了，那么，在当时的社会规则下，他也断然不敢再写《登徒子好色赋》这样的文章（属于诽谤，非士之所为）。
宋玉第一阶段的辩论无疑是高明的。毛泽东就赞扬了宋玉的辩论技巧，说宋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善于抓住要害。为此，毛泽东还把《登徒子好色赋》作为文件之一印发给参加1958年1月南宁中央工作会议的领导干部。
当然，换个角度，假如登徒子在事后能去面见楚王，那他同样有机会，以十分有说服力的事实（显然，与糟糠之妻不离不弃是种普世价值观）让楚王相信，自己不是好色之徒，而是个重情义的君子。
而结果是，楚王相信了宋玉。这至少可以推出三点可能性：第一，登徒子事后没去见楚王；第二，没机会去见楚王（从大夫的身份及告宋玉的状的事实看，是有机会的）；第三，去见了，但是没有说服楚王。
不管哪一种，结果是宋玉赢了第一回合，为第二回合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媒体宣传，宋玉又赢在'笔'上。以简单的逻辑分析，宋玉即便赢了辩论，未必能让登徒子'遗臭万年'，因为在两千多年前，没有报纸，没有广播，没有电话，更没有互联网，通信手段极其有限，信息传播速度很慢，仅靠在场的楚王、章华等人，传播范围十分有限，故事随着时间推移，不出几十年，谁是登徒子、好不好色，早忘得一干二净了，怎能流传几千年呢？
那问题来了：宋玉靠什么让这件事情成为全中国人的'千年记忆'呢？
无他，唯写作尔！
文字，是可以突破时空限制的一种传播方式。那个时代，谁能把思想写成文字，把无形的信息通过竹简、纸张、布帛等载体凝固下来，谁的信息就可以传得更远、更久。
这就是宋玉最终给登徒子在文化上'定格'的致命一击。把'好色'的帽子给登徒子一戴两千多年，没有高超的写作能力，是万万办不到的。假如没有《登徒子好色赋》这篇经典文章流传下来，今天的我们谁会知道二人发生的那些事儿呢？
从宋玉的角度分析。倘若他赢了第一回合后，压根儿没写《登徒子好色赋》这篇文章，或者写了，但写得不好，没被当时的文艺圈认可，今天的我们也不会知道登徒子为何许人，更不会把他与'好色'一词联系起来。
从登徒子的角度分析。倘若登徒子也是个写作高手，尽管第一回合输了，但如果他据理力争，也针锋相对地写一篇《宋玉好色赋》送给楚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文采奕奕，楚王一高兴，说不定还能反败为胜，那么，流传至今的美文也许就不是《登徒子好色赋》，而是《宋玉好色赋》了。相应地，好色之名，恐怕也该由宋玉来背了。
事实上，登徒子被宋玉怼了，而且还很惨。
原因可归结到一点：登徒子这个人不会写材料，或者写不出好材料。同理，因为宋玉会写材料，而且写得非常好，他赢在了'会写'上。可见，会写的人就这么厉害，不会写的人就这么窝囊。遇到宋玉这样的人，不吃亏是小概率事件，换作别人也会吃亏。
有一次，又有人在楚王面前说宋玉坏话，楚王问宋玉，你是否有地方做得不对？怎么这么多人对你不满意呢？宋玉答：有一个歌唱家在京城唱歌，开始唱的是楚国最流行的民间歌曲《下里巴人》，这时围观者中有好几千人跟着唱。接着他又唱起比较高深的《阳阿薤露》，跟着唱的就只有几百人了。当他再唱起高雅的歌曲《阳春白雪》时，跟着唱的就仅剩几十人了。最后他唱起五音六律特别和谐的最高级的歌曲，能跟着一块唱的人就仅仅几个人了。可见曲高和寡，文人之间亦如此。杰出之人志向远大、行为高尚，一般人当然不会理解了，我的情况正是这样！楚王听罢，觉得有理，再未深究其事。
一样的道理，这几个典故，若非当时的宋玉（或其他人）及时写下来，又怎会流传千古呢？如果宋玉没有强大的写作能力，他的影响力怎么会延续到今天呢？他又怎么能够在是非曲直、毁誉忠奸中立于不败之地呢？（当然，我是不鼓励狡辩，更不鼓励颠倒黑白，只是希望我们应该具有用语言武器自卫的能力。）
不能不说'笔下有是非曲直，笔下有毁誉忠奸'啊！
有一次，省财政厅请我给财政干部讲课。开场白里，我结合财政工作的特点引用了上面这几句话，讲了近三个小时。课后雨下得特别大，走不了，就留下继续交流。一些同志觉得'笔下有财产万千'这句特别有道理，这就是给财政干部说的。有位同志由衷感慨：干财政工作，还真不能小看文字功夫，有时一个小数点错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如果计量单位搞错了，后果更严重。
2021年8月初，我陪厅领导参加一个省级重要会议，亲自见证了计量单位错误的案例。会上，一个兄弟单位的汇报材料讲到成绩部分，把'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132元'写成了'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132万元'。当时，我和省政府研究室的同志坐一起，职业的敏感性让我们都发现了这个问题，当时为兄弟单位领导捏了一把汗。好在只是内部汇报，且很多人并没在意。我当时就想，要是这个错误在红头文件里，麻烦就大了。
一个字就让全省农村居民的收入遽然'增长'一万倍，这不就是'笔下有财产万千'吗？
说'笔下有人命关天'也非危言耸听，历史上就发生过。
据传，曾国藩早年率军与太平军作战，虽然很努力，但'业绩'平平，年底写总结时，曾觉得'屡战屡败'这个词能够概括一年的艰辛与不易，于是就用了。然而部下有人认为不妥，建议改'屡战屡败'为'屡败屡战'，因为前者表达的是溃败后的消极，令人失望，后者表达的是失败后的坚韧，予人希望。前后互调，表达效果判若云泥。
曾公麾下有奇才，当朝皇帝咸丰身边也有高手。咸丰八年，顺天乡试，有个叫罗鸿绎的人花了很多钱买通上下90多个考官，最终高中。纸终究包不住火，东窗事发后，咸丰皇帝亲自过问，严办涉案人员。在如何处理主考官柏葰时，他迟疑了，毕竟柏葰官居高位，不得不慎重。他手持朱笔，口中念念有词：'罪无可逭，情有可原'，连说几遍，都下不了决心。这时，一旁的肃顺接过话茬，说道：'情有可原，罪无可逭。'咸丰顿时明白了肃顺的意思，就这样，柏葰的脑袋搬了家。
无独有偶，几十年后，这个故事再次上演。
时间：民国时期；
地点：昆明；
事情：军统特务逮捕近百名爱国人士。省主席卢汉发电为爱国人士说情，上面回电说：'情有可原，罪无可逭。'卢一看，心里着了急，找李根源商量。李看了电文后，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提笔把电文顺序调为'罪无可逭，情有可原。'于是救了一百多人的性命。
同样是文字'游戏'，同样的手法，一个杀了人，一个救了人。
近代学者许同莘在《公牍学史》一书中讲过一个例子。光绪初年，四川东乡县议派捐输，因数额过苛，乡民激愤，赴粮局清算账目。知县孙定扬急秉川督，行文中有'形同叛逆，县城危在旦夕'等语。总督吴棠派兵剿办时，乡民已散去，而孙定扬仍言'危机犹存'。总督文格批饬各营，痛加剿洗，结果无数百姓惨遭杀戮。
这不就是'笔下有人命关天'吗？
读过《孙子兵法》的人一定记得，孙子在兵法一开篇就郑重说道：'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是对用兵抱有敬畏之心啊！
愚以为，文者，亦非小事，值得敬畏，不可不察也。曹丕在《典论·论文》中也有相同的洞见和体验。他写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可见，写材料有多重要，不仅笔下有财产万千，还有是非曲直、毁誉忠奸，甚至还有人命关天，作为执笔的人来说，这种能力多厉害啊！
所以，文字工作者要有敬畏之心，掂量得出手中之笔的分量，以一丝不苟之态度、如履薄冰之状态，留心检点，不为过甚之词、不为过苛之论、不出轻妄之言，每写一句话，每出一个观点都要说得通、坐得实，经得住历史检验。许同莘先生叫这个为修'牍德'。
如何修炼这种品德？
许同莘先生的方法是两个：积学、晓事。通俗地说，即读书治学、知人晓事、明辨是非，这是'治牍之本'。
他说：'不晓事之害，不在小人而在君子。小人不晓事，犹不能为大恶；君子而不晓事，则一言出而万口附和，贻害不可胜言。'他还认为'立诚'是'牍德之先'，为文者要苦心孤诣，'其心愈苦，其谋愈深；其虑愈周，其智愈密。'他认为：'奸蠹之萌，邪匿之作，皆由于徒饰虚文而无精神贯注。'
他痛斥文格、孙定扬之徒，左右掾吏：'岂无一二晓事者？总缘军兴以后，习于杀戮，以派兵剿办为常事，轻率下笔，心粗手滑，遂致成此大错。'
总之，写作是一项穿透力极强的硬核能力，是件'利器'，不仅会对一个单位产生重要影响，还能决定一个人的立身处世、进退荣辱。手持这把'利器'的人，一定要洞见其中的'厉害'，进而永葆写作的热情，常怀敬畏之心，永修案牍之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