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杏佛
史量才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部分成员合影。右起:宋庆龄、杨杏佛、黎沛华(宋秘书)、林语堂、胡愈之。
1933年与1934年，杨杏佛与史量才先后被军统特务暗杀于上海和沪杭公路，这些情况当时外间传说颇多。1933年6月18日早上，在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发生的国民党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先生被暗杀身死的事件曾轰动一时极为各方面所重视。这是戴笠所领导的特务在上海租界内所干出的第一次血腥罪行。
多年以后一直为军统特务们所最爱津津乐道的“杰出之作”，而局外人却很少了解其内幕。蒋介石当时决定杀杨杏佛最主要的原因是要以此威吓宋庆龄先生。
自1933年初宋庆龄所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杨杏佛担任同盟的副会长兼总干事。他们既为蒋介石所厌恶亟欲除之而后快。但因对宋庆龄直接下毒手顾忌尚多，决定杀掉一个“适当”的人来对宋庆龄进行威吓。加上杨杏佛于1933年春曾到华北等地进行过一次活动鼓吹人权保障同盟的神圣任务，针对蒋介石种种蔑视人权、无法无天的作法进行坚决斗争，并极力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团结抗日。这与蒋介石的政策完全相反，成为他被害致死的主因。
戴笠奉命杀杨杏佛是在1933年4、5月间，当时杨杏佛从北平回上海不久，戴笠立即开始布置。特务们先侦察了杨杏佛的每日行动了解到杨杏佛住在中央研究院楼上爱好骑马，在大西路养了两匹骏马早上有空便去大西路、中山路一带骑马驰骋一两小时。
特务们认为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段对杨杏佛进行狙击机会最多也最有把握。特务们正进行狙击杨杏佛的准备时，蒋介石表示不同意这么办。因为把杨杏佛暗杀在租界以外的地区既达不到威吓宋庆龄的目的，还可能引起各方面的指责徒然增加政府的麻烦。他坚持一定要在法租界宋庆龄的寓所附近执行，这样既可显示特务的力量威胁宋庆龄又可不负破案责任。戴笠只好改变计划决定在中央研究院附近布置准备趁杨杏佛外出散步或去宋庆龄寓所途中执行。
当时那一带均系住宅区来往的人很少。戴笠于6月初亲往上海指挥布置，他的寓所就在法租界枫林桥附近。负责执行暗杀的是华东区行动组组长赵理君，化名赵立俊、陶士能，四川人，黄埔军校五期毕业，在上海专门负责军统行动工作，抗战期间曾任军统局局本部行动处行动科科长。赵理君住在法租界霞飞路中段巷内德丰俄国大菜馆楼上。行动组副组长王克全及几个行动员则住在法租界迈尔西爱路一幢三层楼房内，组部也设在那里。
参加这次行动的凶手6人事前都举行了宣誓，要做到“不成功即成仁’，如不幸被捕应即自杀而不能泄漏出去否则将遭到严厉制裁。特务们本来准备在17日早上动手，因为他们刚一到达中研院附近即碰上法巡捕房一辆巡逻警车又有一队换班巡捕经过，因此不敢动手即溜回。
18日早上6点多钟赵理君亲自带着李阿大、过得诚、施芸之等前往。赵理君自己坐在汽车上汽车则停在亚尔培路、马斯南路转角处。李阿大、过得诚等4人分散等候在中研院附近，两头各有一人巡风掩护。
约8时左右当杨杏佛带着儿子小佛走到院中准备登车时特务们便走近门前准备动手。但杨杏佛上车后又走下来，特务们还以为杨杏佛已发觉正想冲进去时，杨杏佛领着儿子登上另一辆汽车。当汽车徐徐驶出亚尔培路32号大门时，4支手枪同时朝着车内射击。
杨杏佛一闻枪声立刻知道是要杀害他。因早在一个多月前他接到几封恐吓信和特务寄给他的子弹他不但置之不理还比过去活动更积极，却没预料到特务们真敢对他下此毒手。
在这生死关头杨杏佛自知不免但因爱子心切立刻用身子袒护小佛。所以特务们连发10多枪只将杨杏佛和司机打死，小佛仅腿部中了一弹而幸免于难。
凶犯们见目的已达便向停在附近的汽车狂奔抢着上车。赵理君听到枪响早已指使司机将车开动。这时过得城因慌乱中跑错了方向。等折转来再去追汽车时车已离得很远。他一面跑一面喊：“等一等我。”
赵理君一看他还差好几丈，而这时附近警笛狂鸣便顾不得再停车等候，因怕他被捕后泄漏消息，立刻从车上向他发射一枪。仓皇中未能击中要害便加足马力开车飞奔。过得诚刚完成任务没想到反而挨了自己人一枪。他想挣扎着逃命但四面围追过来的巡捕已接近了他。他自知无法再逃只好举枪自杀。一弹从胸侧穿过他虽痛极倒地却没有死去，结果被巡捕捉到，立刻与杨杏佛氏父子一同送往金神父路广慈医院进行抢救。
杨杏佛先生抵医院不久，即以伤重不及救治而逝世。凶手过得诚经急救后到下午即能说话。经巡捕房派人向他追问曾说出他叫高德臣（参加军统后的化名）是山东人因来沪投亲……等，但还不敢说出真实情况。
戴笠听到杨杏佛已被刺身死的消息感到非常高兴！但一听到过得诚已被捕并说出自己的化名又非常气愤。戴笠马上通知在法租界巡捕房任华探目的军统特务范广珍叫他带上一包毒药以捕房关系去接近过得诚。当晚这个凶犯便也“重伤不治”而死去。
第二天报纸刊出杨杏佛遇害经过时都只提凶犯高德臣的名字，并说高德臣在刺杨杏佛时因凶手4人相对射击被同伙打中一枪才被捕。20日晚上戴笠便很得意地回转南京，向蒋介石复命讨赏。戴笠对这个为他卖命的过得诚，除了假仁假义地表示悲痛外，还对他的家属给以抚恤，过得诚的儿子也一直由军统负责养育。
抗日战争期间，戴笠曾多次以过得诚“任务完成后无法逃走自杀成仁”的精神来教育特务学生并对过得诚一再表示赞扬。在重庆修建中美所范围内马路时戴笠把一条路命名“过得诚路”。
当杨杏佛先生的遗体送到万国殡仪馆入殓及举行追悼时，华东区一些担任情报工作的特务又不断去那里侦察监视看有些什么人去吊唁，当场说了些什么话。当时，去的人最为特务们所注意的还是宋庆龄先生。
宋庆龄在20日下午带着两个女秘书到殡仪馆吊唁异常悲愤，讲话语气也很激昂。当一大群新闻记者（其中就有特务利用记者身份的几个人参加在内）包围着她的时候，她表示为此事已发表一篇声明向全世界公告，指明这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性暗杀，她不会被这种卑鄙手段吓倒。当时去吊祭的还有鲁迅、何香凝、沈钧儒、李四光……等先生，特务们对这些人也很注意并将他们的情况和当场说过的话一一汇集起来，送南京方面转报蒋介石。
史量才先生被暗杀的原因，当时外间传说很多。据了解主要是蒋介石得到情报说史量才当时很同情共产党，曾经接济过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经费，所以决心要杀害他并以此警告其他同情中共的人士。此外史量才主持的《申报》常有一些不满意蒋政权黑暗统治的言论。
当军统华东区行动组奉命去杀害史量才的时候，戴笠说史量才担任上海市参议会会长后，曾阴谋搞上海市独立运动，要使上海脱离国民党的统治。
抗战时期，我在重庆重新整编军统行动课程教材时，明明知道杀害史量才的原因，是他与中国共产党有牵连。但在讲课中举这一血案为例时还是说他因得到日本人支持在搞上海独立运动，是一种“叛变祖国，出卖民族利益的罪行”，而不敢把真正的原因让学生们知道。
如果仅仅是由于《申报》有过一些反蒋言论引起C.C的不满便不会由军统去暗杀，而要由C.C领导的中统去执行。因当时戴笠和中统一直在闹摩擦，他是不会为中统效劳的。史量才于1934年10月间去杭州调养胃病，给了特务们一个最好下毒手的机会。他一向提防反动派要对付他，除了使用的汽车有保险设备外，并雇有私人警卫（上海人叫保镖）。
戴笠于这年夏秋间，即奉到蒋介石命令要暗杀史量才。原先准备在上海租界内动手，曾一度在《申报》馆和史量才的住宅附近找过房子因迟迟没找到，戴笠就去上海布置。他最担心的是怕又和暗杀杨杏佛一样凶手逃不了而泄漏出去引起严重的麻烦。以后监视史量才的特务们通过上海帮会关系与史量才的汽车司机结识，打听到史量才经常要去杭州，戴笠才决定不在上海租界内进行。
不久史量才果然携眷去杭，戴笠又带着赵理君等赶去布置。原来打算在史量才的寓所秋水山庄附近伺机狙击，又考虑到如将史量才暗杀在杭州市区，杭州省会警察局长便脱不了关系，而将遭到各方面所责难势非破案不可。
这个警察局不但局长赵龙文是军统特务，而且整个警察局都控制在军统特务手中，在杭州作案便是自找麻烦。因此最后才决定选择在离开杭州市区的地方去进行。
参加这次罪恶行动的特务除赵理君外还有行动组副组长王克全（安徽人，抗战时任过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以后自杀）和组员李阿大（上海苏北帮惯匪，为这个组最主要的凶手）、施芸之、许建业等6人及汽车司机张秉午（河北人，抗战期间任军统汽车大队长）。他们使用的汽车是当时军统经常用来搞暗杀绑架的一辆老式别克牌敞篷车，平日停在南京鸡鹅巷53号军统接头处。
当史量才决定11月14日乘自备汽车回上海的一两天，特务们便从司机那里得到这一消息。先由赵理君去察看动手的地点，选择沪杭公路所经的海宁县属第四区博爱镇附近，离翁家埠约4华里的地方。特务们事前准备了两个临时用的汽车牌照，一是京字第72号，这是随便仿制的（以后才知道是南京盐业银行的），另一个是杭州警察局的试车牌照。这辆汽车于10月底即由南京开到杭州，一直停在杭州上仓桥浙江警官学校的停车房内。
行凶时先是用京字72号牌照，逃往南京途中便改用试车牌照。一直快到南京才换上原来的号码于半夜驶回鸡鹅巷。
张秉午曾多次向我谈过这一段情况，军统的老司机们一向把这辆车叫做“功臣车”，因当时军统汽车很少经常要使用到它。抗战时戴笠还叫人把它驶到重庆以后便很少再去用它。
这次凶手们所带的手枪均为洞穿力很强的驳壳枪和强力式手枪，所以能射穿史量才所乘的保险汽车。行刺那天特务们很早便去守候，当史量才的汽车驶到凶手们预定动手的地方时发现有一汽车横在马路当中，伪装损坏正在检修。
特务们见史量才的汽车开来，一面以手示意叫汽车缓行一面即拔出手枪向史量才的汽车轮胎射击。同时由指定的两个凶手射击汽车司机和司机座旁的史泳庚的同学邓祖询。
特务们指定两个凶手射击汽车司机和司机座旁的史泳庚的同学邓祖询，这是因为特务们误认邓祖询为史量才的保嫖怕他还击。又怕司机供出认识的特务，所以要先杀掉他以灭口。
当枪弹乱飞的时候，史量才和他的儿子史泳赓急忙跳出车来分头逃跑。凶犯们误认其子为父，因此有3个特务便尾追史泳赓一连发射20余弹均未命中他从田野中飞奔逃脱。
史量才因身体不好跑得也慢，在慌乱中逃进附近一所茅屋。两个特务紧追过去时，史量才又从后门穿出躲在房后面一个干涸了的小水塘中被站在路上指挥的赵理君发现。赵理君一面大叫“在这里”，一面连连向史量才开枪射击。有一弹正击中史量才的头部，史量才当即倒下。李阿大又跑到史量才身边补上一枪，顿时血流如注。
凶手见目的已达立即集合爬上汽车飞奔而去。枪声停止约半小时，史泳赓才从附近找来一些人，一同返回出事地点，并向航空学校借了一辆卡车将3具尸体运回杭州。
血案发生后举国震惊，责难纷起。蒋介石和汪精卫还猫哭老鼠地严令江、浙两省，沪、杭两市缉凶并悬赏一万元奖金。这时特务们却从蒋介石手中领到一笔5000元的犒赏费。以后特务们见面时还曾以此开玩笑，说：“如果自己破自己的案，倒可多得5000元的奖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