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一群“隐形人”、“失语者”——没有办法统计具体数字的老年打工人。之所以步入老年依旧打工，最重要的原因是：缺钱。这样一群人，社会地位低、没有话语权，天生就不被关注，加上多数文化程度不高，不会在网络空间发声，越来越透明，越来越沉默。
他们从事着卖菜、捡垃圾、打零工等不稳定、收入低的边缘性工作。身体的劳累、社会的不认可所换来的微薄工资，除了用以自身的日用开支外，还会持续供养家庭，为儿女、为子孙耗尽“最后一滴血”。
谁都不能认为养老仅仅是家事。在老龄化越来越严重、社会养老金却在加速失衡的背景下，如何让自己的国民有尊严地老着而不仅仅是活着，是整个国家和社会要回答的一道难题。在难题尚未解开的今天，我们看到了几位常常被忽视的、顽强生活着的老人。
地摊经济：沿街卖菜的许大娘
成都十陵镇的三五四菜市场里，除了付租金获得铺面使用权的“正规军”，偶尔也能遇上几位沿街摆摊卖菜的“游击队”，他们的菜，一般都是自己种的，吃不完才拿出来换几个钱贴补家用，就那么几束摊在地上。许大娘就是其中一位。
许大娘是附近长江医院的一名清洁工，平日里五点半起床给一家人准备早饭，七点去上班，到下午五点下班回家。“干活全勤就给2200，一个月两天假，用完了再请假就要扣钱。”
大娘对自己生活状态的描述就如同太阳东升西落一般稀松平常，可当提到生活中用钱这个话题，她的神情明显紧张了许多，沾了泥土的鞋也往后缩了缩。
雨后满是泥土的鞋子
大娘说别人看她人好，给了她一小块土地，自己平日里种种菜，吃不完又怕浪费，就趁着休假赶到菜场来换点钱贴补家用。摆摊的位置是菜场里很不起眼的一个角落，这个角落她来过很多次了，所以她肯定这个时间点不会有收摊位费的“领导”来。她对工作场所的管理人员不论职位高低统称“领导”。
菜市场内摆地摊的时间要和那些有着固定摊位的菜贩子岔开，这样才能保证自己的位置不被菜场内的管理人员赶走，所以大娘摆摊卖菜的收入基本只有50元不到。这点儿收入对于孙子的学业费用来说近乎于杯水车薪，但总归是有大于无，大娘还是愿意用这大半天假期去挣点儿“外快”。
没有秤，大娘跑去邻家借秤称重
作为地摊经济的一种，沿街卖菜在中国的历史不可谓不久，但在“影响市容市貌”的观念下，这种经济形态在很多时候处于灰色地带，生死兴衰由各个城市的主管部门而定。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不少地方政府重新思考地摊经济的意义，甚至连深圳这样的现代化大都市也将要放开限制。
据《深圳商报》的报道，近日，《深圳经济特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经深圳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修订通过，自2023年9月1日起实施。修订后的《条例》一大亮点是优化了摆卖、设摊经营管理方式，“摆地摊”不再被全面禁止。
据不完全统计，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等城市都在助推地摊经济的发展。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许大娘可以不用担心“领导”的为难了。
幕后英雄
16.5小时、18个垃圾桶、每月2000块、70多岁，3个子女、4个孙辈，这些数字几乎是描述老李两口子如今生活的所有词汇。
晚上十点，成都大学校园里的学生来来往往，一只耷着耳朵的小流浪狗在比自己大几十倍的垃圾桶边跑来跑去，深棕色的毛发被垃圾蹭得油亮亮的。老李身子斜靠在旁边被油污浸满的垃圾桶上，摩挲了几下布满皱纹和老茧的手自言自语，“上学有用，好好上学”。
纵使老李两口子已经过了70岁，理应过上传统观念中“天伦之乐”的日子，但在他们的生活里，没有退休二字可言，晚上9点过没吃晚饭却是常态。老李的孙女在附近的菜市场卖鱼，有时会来给老两口送点热乎饭，但大部分时间，他们都“随便吃点，热热剩的就吃了”。
学校垃圾站点的工作任务繁重，老李的工作时间一般为“6107”，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哪有假期哦”。从早上6点就开始工作，直到晚上10点半才能下班，甚至有时凌晨也需加班，平均日工作时长早就超过了16.5小时。长期趴着身子翻找、处理垃圾，老李和老伴的背每到晚上就弓得像一弯虾米。
成都大学20栋ABC宿舍楼周围的18个垃圾桶都是老李的垃圾处理范围。严格来说，这18个垃圾桶应该被叫做是“垃圾箱”，普遍长1.4米、宽2.3米、高1.2米，重达数十公斤，每个垃圾箱内都装着各式各样的垃圾，从剩饭、塑料袋到厕所垃圾，什么都有。无论冬夏，总弥漫着垃圾站独有的刺鼻臭味。老两口需要对这18个垃圾箱进行分类和回收，回收范围为20栋宿舍楼、7食堂、20栋楼下各商店等。处理垃圾的时候，老两口会逐个拆开垃圾袋进行分类处理，留下其中能卖钱的垃圾，比如厨余垃圾、可回收物（纸板、塑料瓶）等，剩饭剩菜倒在一起做成潲水“回去喂猪”，外卖盒、纸板则是以40元/100斤的价格进行回收。老李最喜欢捡瓶子，“比纸板板可值钱多了，一斤就能卖1块。”
对老李来说，垃圾站的卫生与气味还只是次要问题，他最头疼的是，常常有管理范围外的垃圾扔过来。工作量加大了，薪水却并没变。相比之下，负责19栋垃圾的人则轻松许多，18个垃圾箱一般只能用到5、6个，而20栋垃圾站的箱子往往爆满。不远处的水果店每天产生的垃圾要占1箱多，七食堂伙食团的厨余垃圾更是要占5、6个箱子，因此学生们只剩下了10来个箱，垃圾箱远远数量不够。垃圾太多的情况下，垃圾站就常常超负荷运转，有时候老李会把放不下的垃圾放外面，但一旦被检查人员看到，则会被进行处罚。
谈到为什么年纪大了还要出来干这种苦活累活的时候，老李呵呵地笑起来，眼角的鱼尾纹长长地伸到发际线里，“根本闲不住啊！”一旁埋头处理垃圾的嬢嬢也久违地笑起来，“不干活的时候都闲出病来了”。
老李把帽子摆正，说：“活着就是为了家人”。帽子上写了四个字：幕后英雄。
“减轻儿女负担”
为了迎接大运会，成都大学的校园里除了学生与教职工，还多了一群这样的老人：他们时常活动于学校各个绿化带，早上八九点就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忙碌着草坪和树木的修葺。
就拿给树木支撑杆裹布这活来说，一般两人一组，一人扶着梯子，另外一人爬上梯子，将绿色的尼龙布裹住支撑杠。但草地不平，有坡度，梯子很难放稳，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就靠底下的人扶着，老人一步步爬上梯子，将绿布一圈一圈地裹到杆上。个子不够高的话，有的人还要探着身子往前够。
茁壮成长的小树，得益于嬢嬢们的悉心照料
孙大娘和李大娘都年过七十，家住洛带古镇附近，受雇于一家外包公司，目前在成大修葺绿植打零工。两位老人称，她们早上4点就要起床，洗漱一番开始做饭，等待老板派车来接她们到目的地干活。老板有三个工地，需要接送三班人往返，因而导致她们通勤时间长，一般晚上10点以后才能回到家。
“一天一百，一年一结，都是腊月二十六一块算。”这是两位老人做零工可以得到的报酬。没发工资的日子里，开销得全部由自己承担。她们跟老板之间没有用工合同，老板也不会为她们交社保，但如果遇上什么急事，可以向老板提前要工资。
这是李大娘做零工的第二个年头，“一个村的，是她（孙大娘）带着我干的。”李大娘说。本来李大娘在家带小孙子，孙子考上大学后，李大娘有时间了，也跟着孙大娘一起出来做零工。“没个准，看老板接到什么活，这次是在你们这儿，下次就不知道在哪儿了。”在这两年里，李大娘给市政种过花、给茶商摘过茶，“基本上是都在一个月以内，很少有超过三个月的。”她们似乎已经习惯了不稳定的工作状态，随时准备好做下一份工。
据她们说，一个月可以能拿到几百元的城乡居民养老金。孙大娘称，家里有大概十亩左右的田地，“老头子在种”。一年下来，也能卖一万来块钱。“要说钱，其实省省的话也够我们老两口花了，但自己手里要有点闲钱嘛。”孙大娘笑呵呵地解释自己外出打零工的原因，“再说了，自己多挣点，儿女负担不就轻点吗？”
但说起去年的种地收入，她叹了口气，说：“地里的玉米都旱死了，一百岁的老人说他都没见过那样的干旱！”去年的极端酷暑和干旱，让她们几乎颗粒无收，“塘里都没水，两亩油菜地，靠从家里挑水来浇，（油菜）没剩多少啊。”甚至连种的菜都比往年少了很多，“我一个农村人，去年居然买蔬菜吃。”农业潜在的不稳定性，也许正是她们外出挣钱的原因之一。
“你们快回去吧，下雨了，我们也要接着干活了。”说着，她们又爬上了梯子缠布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