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良知系统”（一）
作者 | 孙隆基
正文 | 2158字
阅读时长 | 约5-8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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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人对“人”的定义
要分析中国人的“良知系统”，不妨从中国人对“人”的定义开始，若试从一种与它完全相反的观点——例如西方新教文化下产生的存在主义——去比较它，可能更来得清楚。
存在主义者认为：一个人只有从所有的社会角色中撤出，并且以“自我”作为一个基地，对这些外的角色作出内省式的再考虑时，他的“存在”才开始浮现。如果他缺乏这道过程，那么，他就成为了一个没有自己面目的“无名人”。“存在”的拉丁字源为 existere，有“站出来”之义，与英语中表示“出去”之 exit 乃文字上之近亲。
中国人则认为：“人”是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体现的——他是所有社会角色的总和，如果将这些社会关系都抽空了，“人”就被蒸发掉了。因此，中国人不倾向于认为在一些具体的人际关系背后，还有一个抽象的
“人格”。这种倾向，很可能与中国文化中不存在西方式的个体灵魂观念有关。有了个体灵魂的观念，就比较容易产生明确的“自我”疆界。
中国人对“人”下的定义，正好是将明确的“自我”疆界铲除的，而这个定义就是“仁者，人也”。“仁”是“人”字旁一个“二”字，亦即是说，只有在“二人”的对应关系中，才能对任何一方下定义。在传统中国，这类“二人”的对应关系包括: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个对“人”的定义，到了现代，就被扩充为社群与集体关系，但在“深层结构”意义上则基本未变。
当然，文化对“人”的定义不一定就等于实际生活中发生的情况事实上，所谓“存在主义”只是西方的少数人的哲学。不过，这个西方文化典型的产品却可以使我们看出该文化的倾向。在另一方面，中国人社群性的偏向也不等于说没有了“个体”，只是使“个体”的表现比较隐而不彰，而其表现形态亦有异于西方。此外，在任何文化中，都会出现比较抽离现实层次的知识阶层。因此，在传统士大夫阶层身上，也出现将具体的“二人”对应关系提升为一种“仁”的普遍原则，以之作为“个体”的存在基础。不过，即使是这个高层次的原则，仍然必须以“二人”之间衍生的“人情”作为内容，因此亦同样可以使我们看出中国文化的偏向。
中国人的“仁”指的是这样的一种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心意感通，亦即是“以心换心”，并且，在这种双方心意感通的过程中，理想的行径必须是处处以对方为重。中国人的“礼让”其实正是这种关系的外在表现这种对“人”的设计，一般地使中国人富于“人情味”，亦即是：在面对相识的人时，不轻于拒绝别人的要求，急人之难，忘我地为别人办事，以及自己多吃一点亏也无所谓的作风。此外，一旦当人际关系建立起来后，就有趋于持久稳定的倾向，例如，不忘故旧，维持终身的朋友关系与婚姻关系，等等。笔者发觉：这类倾向，在大陆比台湾浓厚，在台湾又比香港浓厚。因此，共产党提倡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口号，似乎与马克思主义没有直接关系，而其实是中国人处处以对方为重的“做人”方式之同调变奏。
然而，在这种对“人”的设计下，孤零零的“个人”——亦即是不受任何人伦与集体关系“定义”的个体——就变成了很难设想之事物。即使在集体关系已经松弛的海外华人社群中，仍然残存着一种倾向，那就是把已经成年的未婚者当作“小辈”看待，亦即是说：他(她)有由长去加以“定义”，只有在他(她)建立了自己的家庭，能够用自已组成的“人伦”关系去“定义”自己后，才算是“成人”。因此，一个孤零零的“个人”总是给人还未“完成”的感觉。不过，在海外，这种倾向只残存在一些态度中。在大陆，这种倾向仍然是十分浓厚的。不论一个人是否适合结婚，或者结了婚后因为工作分配而仍然必须与配偶分处异地，他(她)都必须去完成这道“成人”的手续。这并不是党的政策，而是一股来自社会的压力一例如家属、领导与同事的“关心”，等等——至于个人也倾向于将这个对“人”的定义内在化。此外，在大陆，在每一个“个体”头上，也至少有一个单位、一位领导去“定义”他 (她)。
笔者并不是提倡一个人不应该结婚、工作，以及维持人际关系，只是在探讨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自我去“定义”这些外的关系与角色，另一种则是由这些关系与角色来“定义”自我。中国文化无疑是倾向于后一种情形。在它对“人”的设计下，孤零零的“个人”——亦即是不受人伦与集体关系“定义”的个体——就很容易被当作是一个“不道德的主体”。例如，对中国人来说，“我行我素”、“一意孤行”“寡女”，等等，都不是好的状态；一个人自顾自，不惠及别人，也被称作“孤寒”，而单个人的见识也被认为是有限的，因此说“孤陋闻”，至于不经自己选择而又不能与别人在一起的状态，则是值得同情的、例如儿”“孤”“无”，等等传统中国那种必须由“家”去“定义”个人的情形，在建国以后“个人主就扩充而为由“国家”去“定义”个人。因此，在今日的中国，“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也都是一些不好的名称，而且是现成的帽子，可以随便用来套在脱离常轨或表现个性的人之头上。因此，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文化”规则基本上未变，只是产生了新的运用，并且增加了一点现代的词汇。
在整个文化中，似乎只有一个不能由别人去定义的“孤家寡人”那就是作为全体大家长的皇帝。虽然士大夫阶层也确曾想将“君臣”关系纳人“二人”对应的关系中，但随着专制主义的增长，这种对应关系也逐“君要臣死，臣不死不忠”成为“君为臣”。于是，专制君主遂成为名副其实的“一人”因此，黑格尔认为的在中国这类东方专制主义中只有一人是自由的，似乎也有一点点道理。自然，专制君主并不是完全没有制约的，如果他搞到天怒人怨的话，就会失去“人心”，而变成了“独夫”，到时就会出现“诛一夫”的可能性。不过，无论是哪一种情形，专制君主都倾向于成为“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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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孙隆基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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