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家是一个半四合院，呈L形，是我爷爷从老院子搬出来单独开拓的宅基地，坐落在两座山包之间，一个山窝里。原本要砌成四栋，围成四合院，但解放后我家被划为中农，田地和财产都被收到了生产队里，所以只砌成了两栋，都是两层、土砖房，上面盖瓦，屋檐水滴到前后排水沟。正屋朝西，四间，北头两间住着五叔一家，中间是堂屋，南头住着三叔一家，由于儿女多，又加盖了一间偏厦，就是只有一层，屋檐水滴到正屋侧面的那种。厢房（我们叫横屋）朝南，本来要做五间房子的，但当时只砌了三间，所以第三间砌成堂屋，我们叫它横堂屋。我家住西头，二叔住东头，也就是那间横堂屋，第二间给我奶奶住，她过世后这间房我家与二叔家一人一半，二叔占前屋，我家占后屋。
一九八二年二叔家的大儿子经过一年复读，考上了娄底师范，两年后分到涟源一个国营矿山子弟学校教书，八五年我考上了大学，第二年我两个弟弟初中毕业也双双考上邵阳师范，二叔家的小儿子和五叔的大儿子都读了高中，在乡里做代课老师，这在十里八乡都是少见的，所以乡邻都说我家祖坟葬得好，阳宅风水好。
堂兄人长得高大，一米七八，打篮球是把好手，性格也外向，但一见姑娘就脸红，一直到八七年才找了个女朋友，据说是矿长的姨妹子，理发的，个子才一米五五，二婶很不高兴，认为理发是下贱职业，配不上儿子，但当时堂兄25岁了，在当时算大龄青年了，于是两家人坐下来讨论结婚，亲家母撂下狠话，“我女儿不可能冷火熄灶就嫁给你家”。
当时改革开放如火如荼，二叔二婶脑子活，路子广，从外面买来薄钢板的边角余料，在地上立一节钢管，买一个剪钢板的机器，把废料剪出一个圆片，在钢管上打击成瓢形，铆上一个把，做成水瓢，拿到毛家栗山（当时邵东一个很大的五金市场）批发出去，每个能卖到两角到三角钱，赚了不少钱。
于是在家里做了两个衣柜，座椅板凳，买来其它的生活用品，找个车子送到儿子学校里去，那时我正放暑假，呆在家里。老家离镇上有5、6里山路，东西都请人挑到镇上再装车，那天二叔在自家每个门上贴了大红喜字，实际上也就两个门。
我二叔是个手艺人，还会做石匠，是个心灵手巧之人，公社砌氨水池子，建水坝、石拱桥，砌挡土墙等，二叔还会刻碑，除了坟墓碑，还有一种箭碑，迷信上说是有些小孩命里带有将军箭，容易被箭射死，带不活，所以父母就要在岔路口立一块石碑，实际是指路碑，中间写“弓开弦断，箭来碑挡”，右侧写“左走李家陇，右走范家山”之类，左下方写“信人某某为儿某某立”，通过为别人指路，积点阴德，以求得小孩健康成长。这些字都要先用毛笔写在石碑上，然后用錾子刻上去，天明鸡叫之前杀一只公鸡，把石碑栽到路口，公鸡就归了二叔。所以二叔的毛笔字写得很好，我小时候和众多的堂兄弟们都是跟着二叔练毛笔字的。
家具发走了以后，二叔跟着去镇上装车，我们则在横堂屋门口欣赏二叔写的喜字，我们都说写得好，二婶看着红纸上还流着墨汁，就说“好是好，这根墨不流起就好”，在我们当地的方言里，“墨”’和“脉”发同一个音，而“脉“意指“血脉”、“香火”，当时我爸也在场，听出了不对劲，怎能在儿子结婚时说不留香火的话，不吉利，就圆了一句：“这根墨还是要留起的。”，便动手将这张喜字揭下来，换到第二间屋的门上，把第二间屋门上的喜字换到二叔住的堂屋门上，我当时也明白了我爸的做法，所以我至今还记得这个场景，认定横堂屋是二叔的大房，代表大儿子，第二间房屋是二叔的二房，代表二儿子。
二叔从镇上回来，连说晦气，原来在路上遇到了有人家出殡，我爸连忙说“好事啊，见棺发财，大吉大利”，这件事也就过去了。
第二年，堂兄生了个女儿，过了几年他应聘成了厂矿的销售副科长，离开了学校，但没过几年，矿里垮了，他也下岗了，带着一家三口回了老家住，这时候二叔已经把堂屋旁边的两间房盖起来了，儿子们一家一间。他们在老家大约住了两年，堂嫂认为自己是城里人，嫌弃二婶不讲卫生，有一次女儿要吃二婶晒的红薯干，被堂嫂夺下来丢到地上，因此与二婶关系闹得很僵，回了涟源。
由于日子过得拮据，又嫌弃堂兄没本事，堂嫂连女儿都不要了，与人私奔了，过了一年，可能还是觉得堂兄好，想回来，但堂兄是个眼里掺不得沙子的，最终还是离了，这是1997年。堂兄带着女儿，也不好再找，女儿没了妈妈，成长路上没有得到过母爱，性格孤僻，如今35岁了，大学毕业也12年了，工作也算好，还没找男朋友，堂兄每次一提起女儿就唉声叹气。堂兄也回不去教育系统了，他的同学都混到了高级教师，每个月七八千块钱，而他这二十多年就靠开三轮车给人送货维持生计，穿得破烂，人也老得快，才六十一岁，身材消瘦，脸上皮打皱。由于档案上有个表填小了一岁，今年可以退休了，但破产企业的退休工资很低，估计就2000来块。
二叔的小儿子结婚后跟着大舅哥做生意，很早就发家了，在家里建了一栋好大的房子，还在县城里买了电梯房，生了两儿一女，小儿子属于超生，当时还被罚了一万元，大女儿研究生毕业，在福州大学教书，女婿也是教授，儿子不爱读书，大儿子高中都没读完，小儿子读的职业大学，后来两口子沾上了赌博，生意也没法做了，欠了一屁股债，县上的房子也被拍卖了，又回了老家种地。
有些事，冥冥中自有天定，只不过借某些嘴快的人说出来，说者无心，实际上泄露了天机，直到二叔八十多岁寿终正寝后，我才把这事说给我堂姐妹听（二叔的女儿），她们也是唏嘘不已，我一直没给我堂兄讲，怕他对二婶有意见，我二婶今年都九十岁了，身体还很硬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