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文章我介绍了闯关东的相关事情，被称为“闯关东”的近代移民对整个东北的发展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在中国历史上除了闯关东之外还有两次比较大的移民潮“走西口”和“下南洋”也对近代中国有很深的影响。
我在收集相关“走西口”的资料的时候，发现山西人当年走西口除了有和山东人闯关东一样的理由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到蒙古做生意去。
这批到蒙古去做生意的人就是晋商。
早几年电视剧《乔家大院》讲的就是晋商乔家的故事，给人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就是晋商气派的房子，从电视剧基本可以看出晋商到底是多有钱。
现在有很多的说法，讲中国历史上商业一直不发达，没有什么商业基因，那是没有深刻的去了解历史，特别是在明清时期，中国是出现了很多以地区为纽带的商帮的，算来算去大致有十大商帮，当然了其中最有名的还是晋商和徽商。晋商又是十大商帮之首。
这十大商帮基本都是明清时期兴起，然后在民国时期衰落，这篇文章就以晋商为引子，大致把中国近代商业发展规律梳理一下。
壹 隆庆和议
晋商的发展、壮大和衰落都和一个地区有很大的关系，那就是蒙古。
有点历史基础的人应该了解，外蒙古是在1911年宣布独立，然后1946年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外蒙古的独立是在当时沙俄的掺和下兴起，最终在前苏联谋划下成为既定事实，这段历史到现在也被很多人看做是一段屈辱的历史。
明朝是在1368年建立的，通过元末的农民起义，蒙古人被赶回了老家，但是明朝的北部边疆一直都不太平，退回漠北的蒙古人时不时就要骚扰一下北部边疆，在明朝早期这是最让皇帝头痛的事情。
翻一下历史书就知道，中国历史上中原地区最头痛的就是北部少数民族的骚扰，除了极少数几个朝代的中原皇帝可以征服北部边疆之外，其余的都是在打仗、议和然后再打仗的循环中度过的。这个事也好理解，北边地理环境比中原地区差得多，靠游牧为生的民族受季节影响很大，一到了水草不行的季节就只能靠向中原地区抢掠来过日子了。农耕为主的中原地区在军事上没有游牧民族彪悍，长期被欺负也是很正常的。
明朝建立之初就是这个情况，虽然蒙古想翻盘是不太可能，但是时不时的骚扰一下也很让朝廷难受。明朝历史上蒙古骑兵有两次甚至打到了北京边上。
明朝最开始应对蒙古人的方法就是在万里边防线上修军事要塞，从辽东开始一直到甘肃总共修了九个边防重镇，史称“九边”。我们现在看到的长城很多都是在明朝修缮的，主要的原因也是为了防北边的少数民族。最多的时候明朝在北部边疆地区总共驻扎了八十多万守军还有三十多万匹战马。
这么多守军的军需供应就成了当时朝廷最突出的问题，战争在任何时候都需要强大的后勤保障，再有战斗力的队伍给饿三天也垮了。最开始朝廷实施“屯田制”，也就是在军事区附近划定耕种区，就地种田解决粮草，但是这些地方都不适合耕种，那点产量没有半点作用，从内地运粮过去成本又太高了，粮食从内地运到边关运费可以达到粮价的几十上百倍。
于是朝廷想了一个办法就是盐引开中法，这个方法也很简单，就是鼓励商人往边关捐粮，粮食当然不是白捐的，在大同捐粮一石或者在太原捐粮一石三斗就可以在朝廷换取一份“盐引”。这个盐引相当于就是卖盐许可证，一份盐引值200斤盐。
盐这个东西是老百姓的必需品，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一直都是政府垄断销售，所以盐是非常暴利的商品。明朝的盐引开中法相当于以食盐销售权来换取商人的粮食，山西人就抓住了这个机会，第一山西离边塞很近，周围的山东和河南历来又是产量的大省，第二山西本来也有盐田，所以以粮换盐这个事对于山西商人来说是天然赚钱的生意。
于是大量的晋商开始做起了往边境运粮然后拿盐引卖盐的生意，当时北部边疆的军需主要就是由晋商供给，全国的贩盐生意也主要是晋商在搞，晋商也在这个时期迅速崛起，历史资料基本都认同明朝搞的这个开中制就是近代晋商开端。
后来在明朝中期的时候朝廷又对盐政进行了一次改革，就是在边境交粮食换盐引的同时还可以在内地直接交银子换盐引，而且直接交银子换的盐引更多，这叫“折色制”。晋商一下就失去了自己的地理优势，越来越多的商人可以直接在内地交银子就行，贩盐的中心就逐渐靠近了和两淮盐场很近的扬州，折色制的实施促进了另一个商帮“徽商”的崛起。
从这个可以看出，古代中国商人的崛起跟朝廷政策和地理位置有很大的关系，这个也是中国古代商业的局限性，几大商帮在民国时期同时没落跟这种局限性有很大的关系。
折色制的推行确实对晋商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很多继续贩盐的晋商只能举家迁往扬州发展，其余的晋商逐渐就退出贩盐的生意了。
蒙古在明朝早期的时候内部也很分裂，所以虽然经常骚扰中原地区，但是总的危害也不是很大，到了弘治和正德时期的时候，整个蒙古又被成吉思汗的子孙统一了，统一的蒙古被分为左右两翼一共六个万户，都是由成吉思汗的后裔统治。
这个时候在右翼的一个万户里出了个小部落首领叫俺答，俺答通过经营逐渐把右翼三个万户都控制了，而且想一统全蒙古，自己当蒙古大汗。
俺答除了在蒙古、青海、新疆这些地方大肆扩张自己的领地，还对长城沿线的明朝领地发动骚扰，成了当时明朝在北边疆域最头疼的问题，俺答骚扰明朝边疆的最终目的主要是想和中原地区做生意，诉求就一个，那就是要和中原通贡互市。
讲到这里要稍微补充一下明清两朝的封贡互市，当时中国是全球最强的帝国，物产丰富，周边的小国家都想和中国搞商贸，但是作为天朝上国那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做生意的，所以在明朝就采取了对周边小国家封贡的方式，简单的说就是想要和朝廷开市做生意那么首先要表示臣服，朝廷给这些表示臣服的统治者封个官，然后作为赏赐就可以允许跟这些国家做生意。后来清朝同样是采取了明朝的这种封贡互市的做法。
这些被封贡的国家就作为朝廷的属国，每年在特定的时期要来向中原皇帝觐见，作为礼数中原朝廷会赏赐大量的财富给觐见国。
在明清两朝采用的这种封贡方式主要是为了展现中国作为天朝上国的威仪，另一方面也可以在经济上对周边属国进行一定的控制，对于听话的属国就多给点配额，对于不听话的国家就少给甚至停止通商。
当时蒙古的俺答也是这个想法，特别想跟明朝做生意，一来确实蒙古物产很少，甚至连穿的布衣服都生产不出来，二来也是想让明朝给封个官，在政治声望上得到提升然后好压制对手，最终称雄全蒙古。这一点当时明朝内部看得很清楚，所以一直也没答应俺答的封贡请求。
明穆宗继位后，除了统治了右翼的俺答要求互市之外，左翼的蒙古人也向明朝要求互市，不答应就开打，这个时期明朝的北疆可以说是到了最艰难的时候。
到了隆庆四年，俺答部落出现了个小插曲，俺答的孙子不满自己的婚姻所以在俺答远赴新疆的时候出逃了，跑到了明朝的边境并要求朝廷的庇护，俺答知道了这个事之后马上就召集数万大军到边关要人，朝廷内部出现了不同的争执，一派赞成归还，一派赞成不还，最终在几方势力的较量下，朝廷不仅把人风光还回去了，更重要的是穆宗皇帝答应了俺答的封贡互市请求。
同年5月俺答统治的蒙古右翼就和明朝在大同北边的得胜堡和张家口开始了商贸活动，先是开了官市也就是官方市场，后来又逐步放开了民市，允许民间进行交易。
这一个转机瞬间就让晋商满血复活了，因为论与互市地点的距离和对边关的了解，谁都没有晋商有优势，毕竟晋商早年就是靠着做边关生意起家的。更重要的是，积极促进明朝和蒙古开市的官僚团体就是以山西籍高层为主的团体，这些人本身就是晋商的代表。
靠着与蒙古天量的贸易量，晋商迅速积累的巨大的财富，同时也为后期与清朝的关系埋下了伏笔。
贰 皇商
明朝中后期，朝廷在北部边疆的隐患除了蒙古人之外，还有就是后金（清朝的前身），一个在西边，一个在辽东。
后金的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终其一生都想收服蒙古，通过几次西征，清军逐渐控制了整个漠南地区，大致就是现在的内蒙古地区。
随后，他们就借着蒙古人的方便与明朝做起了生意。
清军起家的辽东地区早先也是很贫瘠的地区，对盐铁都很缺，满洲人还没公开反明的时候，明朝和后金在辽东是有互市的，内地商人主要向后金销售大量的生活用品，而后金主要向内地输送人参等辽东特产，到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起兵公开反明，明朝第一时间就关闭了与后金的互市，想通过经济制裁搞垮努尔哈赤。
于是乎，后金凭着收服右翼蒙古而获得的贸易凭证在西边清朝和蒙古开市的地方大摇大摆的与晋商做起了生意。
当时满洲商人就公然的混在蒙古商队中在张家口这些地方和晋商交易，因为已经处在明末了，朝廷本身就摇摇欲坠，所以守边的将士也不想多事，而且大部分还收了满洲人的贿赂，基本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作为赚钱商人的晋商，自然也是不会管什么国仇家恨，只要有钱赚就行。
还没入关的满洲人就凭着与晋商的关系得到了大量的关内物资，皇太极在沈阳登基称帝的时候一次性就能赏赐王公贵族几千匹只能在关内地区才能买到的贵重丝绸，这都是托了晋商的福。
晋商也能从清朝手上换取大量像人参、貂皮这类珍贵的东西。
就以人参为例，从明朝中后期开始中原地区在各种炒作之下，让人参的身价暴涨，从边关买到的人参贩卖到江南地区，可以赚取好几倍的差价，到了清朝后期甚至能翻好几十倍，像貂皮这类的珍贵东西也是同样的道理，可想而知晋商可以从与满洲人的交易中获取多少财富。
正是因为晋商在清军没入关之前就和满洲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甚至可以说晋商为清军的入关是帮了大忙的。
由于明朝关了辽东的马市，清朝曾一度陷入了绝境，士兵的衣服都要靠扒明军死亡士兵身上的衣物才能得到补充，虽然后期清军靠军力强迫与朝鲜进行贸易解决了一部分物资需求，但是如果没有晋商在军需物资上的大力支持，可能清军要晚几年才能入关也不一定。
靠着这层关系，晋商在清军入关后很快就得到了重用，甚至顺治皇帝还亲自设宴接见了八家有过重要贡献的晋商，这八家商人后面就成了“八大皇商”。
这里介绍下皇商是什么东西，在清朝内廷有个部门叫内务府，内务府的主要职责就是帮皇帝赚钱，我们不要想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以皇帝就可以随便花国家的钱，通过税收上交国库的这些钱皇帝一般是不能随便乱动的，只有内务府里面钱才是皇帝私人的，经常在电视剧里面看清朝皇帝修个祠或者下江南玩一趟就花个上百万两银子，其实花的都是内务府的钱而不是国库的钱。
清朝的皇帝可以比较随意的花钱，特别是乾隆皇帝，经常还从内务府里面拿钱出来支持军队的军饷，前提条件是内务府是真的很会赚钱。
清朝刚入关的时候在体制上还是游牧民族的体制，为什么满洲人叫八旗子弟，就是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朝廷决定重大事件的时候是由八个部落的王爷一起开会决定，这八个王爷各有各的领地和军权，还是以采人参这个事为例，最开始的时候八旗王爷都可以自己采，自己卖，所以个个都富得流油。皇帝也有自己的部落，也只能享受自己这个部落赚的钱，这种情况下那些有实力的王爷很有可能不服管教，在清朝前期的八王议政会议中确实也是哪家实力强说话就有底气。
入关之后，这种原始的部落议事体制肯定是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了，所以皇帝一直都在全面的汉化，通过各种手段把八旗王爷的权力收拢，第一步就是要断他们的财路，原来那种自产自销的套路肯定是不行了，皇帝先是规定所有的八旗王爷的收入都要交一部分给内务府，到后面干脆把很多的生意全部都交给内务府做，其他人不能参与，王爷们就变成了只能领俸禄的贵族官员了。
这些皇商就是归内务府管辖的生意人，有了皇商的名号相当于就是帮皇帝做生意，可以去从事一些被皇家垄断的商业活动，赚了钱交一份给内务府，剩下的就是自己的。
在清朝凡是赚钱的生意比如人参、貂皮、鹿茸这些珍贵物件都是被内务府垄断的，晋商就可以在内务府的许可下对这些商品进行买卖。
内务府里面又有两种不同的身份，一种是皇帝的包衣，一种就是普通的皇商，包衣与皇帝的身份更近，相当于皇帝的家丁，这些人是可以外放做官的，比如《红楼梦》的原型曹寅就是皇帝的包衣，他与康熙皇帝的关系就非常的亲近，向晋商这种生意人，虽然可以享受红利，但一旦出了问题也会马上被处理掉。
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大大扩充了中国的版图，从康熙朝就开始的与准噶尔的多次征战彻底的征服了蒙古，把漠南、漠北（今天的内外蒙古）都收入了清朝疆域。
这么多年的战争，清朝面临的最大问题和明朝一样，依然是物资运送的问题。
朝廷与准噶尔打仗需要运军需，为了安抚漠南的已经归顺的蒙古各部落，朝廷每年还需要运送天量的生活用品去赈灾，这一笔笔物资运输费用单靠朝廷是绝对承担不了的，所以朝廷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招商，让商户来竞标定价，这样就把成本大大压降了，朝廷有时极度缺钱的情况下甚至银子都不付，以某样商品或者某个区域的专营权作为报酬。
像这类生意也只有长期经营蒙古边境的晋商有能力完成，他们在长期与蒙古做生意的过程中摸索出了很多压减运输成本的诀窍。
这里面最具代表的人物就是介休范氏。
范氏第一代人物叫范永斗，他也是早期向关外清朝走私丝绸的第一批商人，凭借这层关系挤入了皇商，在朝廷的照顾下赚了些小钱，也并没在内务府晋商中有什么特殊的地位，内务府的最早记载中把这些晋商都统一叫为“张家口商人”。范家就这么不好不坏的到了第三代，范家第三代传人范毓馪是个极有生意头脑和政治敏锐性的人，当时正是康熙准备亲征准噶尔的时期，范毓馪以朝廷定价三分之一的价格承包下了运粮的任务并顺利完成，一下解决了清军的一个大难题，同时为朝廷省下了几百万的费用，这个举动一下就得到了康熙的赏识。
到了雍正时期，范毓馪更是以更优惠的价格为清廷向漠北运送军需，得到了雍正皇帝的大加赞许，从此成为了内务府最受皇帝信任的皇商。
范毓馪赔着本给皇家办差，目的肯定不止报效朝廷这么简单，他最主要的目的还是通过运粮得到皇帝极大的信任从而可以在运粮的过程中夹带私活，把其他物资顺利的运往漠北进行售卖，从而赚取更多的收益，实际上他也是这么做的。
这个事情也很好理解，好比你在单位虽然和领导是认识的，但是领导对你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所以也不会特殊的照顾你，但是突然有一天领导遇到了大难题，谁都没站出来给他挑担子，这个时候你突然站出来帮领导把事情办得漂漂亮亮的，甚至还受了委屈，那你的形象一下在领导那里就不一样了，你一下就可能成为领导亲近的身边人，往后的好处肯定是少不了你的。
从后面的事情来看，康雍两朝对范家确实是另眼相看，给了一个“衷心办差”的评价，得到皇帝这样的评价是很高的了，范家可以从事的生意也越来越多，生意也越做越广，范毓馪后面甚至还混了个清朝的交通部长职位。虽然在乾隆时期，范家因为后人能力不行，亏了皇家大量的银子被乾隆皇帝抄家了，但范家也的确算是整个清朝晋商群体的代表家族。
随着漠北的统一，晋商可以到更广阔的市场去开拓生意，大量的晋商在蒙古建立商号，源源不断的把内地的粮食、茶叶、日用品等销往蒙古甚至是更远的中亚地区，然后把蒙古生产的羊皮、活羊、骆驼等内地奇缺的商品销往口内，一来一去把已经消失很久的陆上丝绸之路又给二次打通了。
叁 走向没落
清朝自努尔哈赤开始就一直想要控制整个蒙古，最终在乾隆时期一统大漠。
为了达到全面控制蒙古的目的，朝廷一直在对蒙古各部落进行改造，漠南各部落首先被收服，收服后清朝就开始将漠南各部落按照满洲八旗的制度进行改造，同时在部落里面培植自己的亲信，派满洲官员占据蒙古重要官位。
还有一个方式就是和亲，从康熙开始，清朝每年都会安排很多贵族之女与蒙古王公进行和亲，这些和亲的女子一方面是表示清朝对蒙古的亲善，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达到监视蒙古各部落的目的。
每年清朝还会安排很多蒙古小王公到皇宫进行培养，向这些小孩子灌输亲善的理念，逐步的就在蒙古内部培养了大批完全倒向清朝朝廷的贵族势力，这些势力说是蒙古人但实际上各种思维方式已经和满洲人没什么区别了，漠南蒙古也是被清廷改造得最彻底的。到了清朝后期，八旗军和绿营军战斗力都迅速下降，朝廷要镇压起义或者对外交战都是要依靠从蒙古调集军队才行。
到乾隆时期完全统一大漠后，清朝对漠北的蒙古各部落采取了和漠南蒙古部落一样的渗透方式，并且把蒙古的经商权开放给了当时的晋商。
晋商得到这些优待条件后迅速把商号开遍了全蒙古，并且在几家大的商号推动下成立了商会，商会有极大的权力，主要职责就是在蒙古划定势力范围，谁家可以在哪个地区销售什么样的商品都是由商会决定的，通过不断加强联络，晋商基本垄断了对蒙古的各种贸易，别的商人根本插不进手。
到了清朝后期的时候，蒙古和清朝慢慢就产生了嫌隙。
首先是随着清朝后期朝廷迅速腐化，大量的流民通过走西口的方式到蒙古讨生活，蒙古一些贵族起先是欢迎汉民过来的，这些汉民可以帮着蒙古人打理田地，同时汉民可以直接入蒙旗成为蒙古人，这也相当于壮大了部落势力。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汉民涌入，在总体资源不变的情况下肯定会影响到蒙古人的生计。
在光绪年间，甚至还发生了内地流民为了自身的发展在蒙古组成反蒙邪教，到处鼓吹民族情绪，屠杀蒙古旗民，这就是金丹道事件。这次反蒙事件造成了十多万蒙人被杀，几十万蒙人成为难民，也直接激发了蒙古人对清廷的不满和仇视，后来外蒙古独立和这件事也有很大的关系。
再一个就是晋商在后期对蒙古的经济剥削越来越严重了，现在有很多谈晋商的书都讲晋商非常讲究仁义，晋商精神也是比较可取的，但是不能忽略的一点就是凡是商人都是以逐利为第一目标的。晋商由于长期在蒙古垄断贸易，享受着商品的定价权，到后期的时候那些生活必须品的价格越来越高，还在商品贸易外发展放贷的票号，向蒙古贵族发放高利贷以供贵族的奢靡生活，以此赚取丰厚的回报。
在蒙古地区有个特点，那就是如果居于统治阶层的贵族没钱还贷了，那么他的贷款就可以分担到自己管辖的所有蒙古人头上，所以晋商根本不担心贵族们还不上贷款，因为最终都会由最底层的蒙古百姓承担，正因为这种情况，在后期蒙古底层百姓对晋商就越来越恨，甚至发生了大量杀害晋商的事情。这个也好理解，全世界估计没有任何民族会喜欢放高利贷的人吧。
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早就盯上蒙古的沙俄不断的对外蒙古地区的蒙古部落进行游说，形成了一股庞大的亲沙俄势力，这股势力大肆的宣扬清朝的恶行和沙俄的种种好处，这个时期的清朝忙着跟西方国家周旋根本顾不上蒙古这摊子事，所以1911年清朝刚被推翻，外蒙古地区就宣布要独立了。
外蒙古独立这件事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在1911年才突然爆发的，在此之前这些地区的蒙古人就发动了规模各异的暴动，针对在外蒙古的地区的汉民或者是亲清朝的势力进行清洗，特别是对恨了很久的晋商进行清洗，首先宣布从晋商那里的所有贷款都作废了，然后就是对晋商的店铺进行打砸，对店里的掌柜伙计进行屠杀，前前后后差不多杀了有一万多商人，把外蒙古地区的晋商几乎全部清除干净了。
这一次外蒙古的脱离，可以说是伤了长期以蒙古作为根据地的晋商的根基，随后由于国内局势动荡，各类外国列强不断对中国进行经济入侵，晋商在商业上的竞争完全占不到任何优势，从1911年到1944年短短的30多年，晋商就迅速没落消失了，前后跨越500年的晋商传奇也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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