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尽三九寒 倍觉阳春暖
1976年的“十月革命”，终于把“四人帮”赶下了历史舞台。
陈小萌的妹妹用这样的话语向我说起，她当时兴奋的心情：“那时候我在湖北，宿舍在四楼。有人告诉我“四人帮＇垮台了。我连忙上街到处寻找。买什么呢？买鞭炮。我要买一串特长的鞭炮，从四楼窗口一直挂到楼底，欢庆这历史性的胜利！”
陈小蒙在安徽也兴高采烈，意识到大翻身的日子到来了。
他是在1972年底，从黑龙江调到安徽－那时，他无法调回上海，他在合肥工业大学“生产指挥部”当工人，当采购员。
且慢！他们似乎高兴得太早了：陈小蒙要求上大学，被拒之门外。陈小蒙的妹妹申请入党，也没有得到批准。
子女的命运，又是与父亲的命运紧相连：他们父亲的冤案迟迟得不到平反。
为什么呢？
因为要给陈小蒙的父亲平反，不那么简单。1968年4月17日《文汇报》的那篇“批判”长文，一开头，就搬出了唬人的招牌：
“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就在柯庆施同志亲自主持下对他进行了批判，并且罢了他的官，撤了他的职，把他开除出党。”
在粉碎“四人帮”不久，那时人们还把柯庆施看成“红线人物”，当成“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定的案，怎么能翻呢？陈小蒙的父亲叹道：“千古奇冤，我是第二！”
冰雪日渐消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旗帜鲜明地批判了“两个凡是”，明确地提出遵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作为平反的第一步，在1978年，陈小蒙的父亲终于恢复了党籍，结束了被开除出党13年的苦难历程。但是，他还只是一名普通党员，还不是高干。
陈小蒙的妹妹，终于入党了。
陈小蒙也终于跨入大学的校门。他考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历尽三九寒，倍觉阳春暖。从外地返回上海，从采购员变为大学生，陈小蒙深知今天的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古语道：“三十而立。”他。被那场浩劫耽误了多少宝贵的青春时光，年近30才念大学！多少年来，由于父亲蒙尘，投向他的是睥睨的目光，处处矮人一头，低人一等，挺不起腰，抬不起头。如今，胸前挂着闪闪发亮的大学校徽，耳际响着琅琅书声，真是今非昔比。
如同久旱得甘霖，他渴求知识。他很用功，学习成绩不错。
1979年，他结婚了。那时，他的父母仍住在那条弄堂里，把四楼的房间腾出来给他作新房。
父亲还没有恢复工作，没钱给他置办家具。比他小两岁的弟弟陈冰郎，在“文革”中干过木匠活，便亲手为哥哥做了一套简朴的家具。比起大哥来，陈小蒙结婚算是“阔气”多了。——三年前，大哥和大嫂从安徽回上海结婚，家中只有为他们烧了三菜一汤，买了一块铺板而已！
小家庭是幸福的。妻子忠厚、贤惠，与公婆一起生活，相当和睦、融洽。
婚后不久，陈小蒙当上了爸爸。他的儿子长得活泼、伶俐，全家老小都喜欢。
学习之余，他埋头写作。他写小说，写剧本。后来，他还导演了两部电视剧。
他对父亲充满了同情，常常为父亲的问题迟迟得不到彻底解决而愤愤不平。他曾深情地对父亲说：“我要把你坎坷的一生，写成一部长篇小说！”
父亲喟然长叹，泪水盈眶······
此时此际，父子俩的感情还是“同步”的：
在50年代，父亲奋发工作，儿子奋发学习，他们是“同步”的；
后来，父亲罢官，儿子失学，同食苦果，同遭厄运，他们是“同步”的；
眼下，父亲年近古稀，特别是1978年12月查出身患肺癌之后，知道来日不多，急盼重新工作，有着强烈的迫切感。儿子呢？年过“而立”之年，却还是个大学生，也急于要写出点东西，同样有着强烈的迫切感。他们仍然“同步”。
1981年来临了，父子俩不再“同步”了······
几经周折，直至胡耀邦同志亲自过问，陈小蒙父亲的错案终于得以平反。
父与子分道扬镳
1981年，他终于“官复原职”，重新出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从1963年被罢官，到1981年复职，整整18个春秋！
“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他，历尽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磨难，以病弱年迈之躯，重返战斗岗位。
这一年，他67岁。他的五叶肺中的四叶，患肺结核、肺气肿、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而剩下一叶肺的下端，已发现癌。他连上楼都觉得吃力，脚步慢吞吞的，透不过气来。他的肺活量只有正常人的三分之一！
他在晚年益发努力。他以异乎寻常的毅力工作着。人生唯有工作着，才是有价值的。他常常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找人谈谈，一谈就是几小时。人走客去，他往往久久地坐在沙发上，动弹不得，甚至连解开钮扣、脱去外衣的气力都没有了，要靠妻子照料。
他常说：“给我留下的时间不多了。现在不干，更待何时？”
他对医生说：“给我动手术吧－我不是为了多活几年，而是为了多做点工作。我失去的时间太多了！”
他搬回了康平路。考虑到陈小蒙已经结婚、陈冰郎准备结婚，他把那条弄堂里的房子，留给了两个儿子。
父亲恢复高干身份，陈小蒙也就再度成为高干子弟。18年前，他只是十几岁的孩子，高干子弟的身份对于他来说只是意味着一种约束，意味着严格的要求，意味着各方面都应当比别的孩子做得更好些。但是，18年来，他经历了漫长的贱民生活，平民生活，如今失而复得，却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自己的父亲，对待自己的身份。那种高干子弟的约束感，被优越感所代替。他觉得高人一等了。
1981年春节，陈小蒙的父亲为了争取重新工作，去拜访当时主持上海市委工作的胡晓阳的父亲。陈小蒙的父亲把自己最喜欢的儿子－陈小蒙带去了。在那里，陈小蒙第一次结识了胡晓阳。
父亲跟父亲谈着工作，儿子跟儿子聊着山海经。
胡晓阳毫不掩饰地向陈小蒙吹起了“女人经”，顿使陈小蒙“大彻大悟”。两人一拍即合，真是“相见恨晚”！
后来，陈小蒙在亲笔供词中，这样写道：
“我认识胡晓阳。那时，胡晓阳经常请我喝酒，同我谈玩女人的经历······渐渐地，我觉得他对生活的理解比我实惠，甚至比我深刻。现代社会已越来越开放，人的思想也越解放了，男女之间不应再固守那么多的封建信条。······我很羡慕他的经历，觉得自己以前30多年太傻了，活得太清高，太没味了，算是白活了。认为他已经享受了现代人的生活，我也要过这种生活。
“我对所谓“性解放＇、“性自由＇的说法是接受的、欣赏的。认为“性解放＇毕竟是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必由之路。中国人头脑中，封建意识跟不上世界潮流的发展····. . ”
好一个走历史“必由之路”，那分明是一条犯罪之路！陈小蒙走上犯罪之路，胡晓阳确实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苍蝇不叮无缝之蛋，毕竟他的思想有过裂缝，才会跟胡晓阳一拍即合，诚如他的亲笔供词所述：
“1972年底到1973年夏天，我从北大荒调到安徽工作的那段时间里，我当时受到了玩弄女性的丑恶思想的影响，猥亵了多名邻居和亲戚的女孩，后来在合肥工大生产指挥部“以工代干＇，受到党组织的教育和老同志的传、帮、带，下决心永不再犯。”
在他的供词中，还交代了他在华东师范大学求学时，一位美国教授所谈的“性解放”理论，曾使他心灵为之触动。他记得那位美国教授曾说：
“诸君以后如果和女朋友一起去美国留学，那么就会在一天清早发现，昨天还和你在一起的女朋友，今天却挽着另一个男子的手向你走来，而且还毫不回避地、高兴地和你打招呼。那时你若还痴情，美国可没有黄浦江可跳，只有密西西比河了。”
那时，他还只是对西方生活产生向往之情。如今，胡晓阳的“现代人”理论，冲决了他“永不再犯”的精神堤防。高干子弟的身份，使他忘乎所以，视法纪为草芥。此后不久，他结识了葛志文。葛志文寻花问柳已久，身边竟有一本女青年的花名册，他骑着摩托车，把一个个女青年送往陈家参加“家庭舞会”。陈小蒙、胡晓阳、葛志文沆瀣一气，结成了流氓集团。陈小蒙从“理论”转向“实践”。 ·····
就这样，在1981年，陈小蒙和他的父亲分道扬镳；父亲向上，用生命的最后一口气为革命事业拼搏；儿子向下，一步一步迈向罪孽深重的火坑。
摘自《名人沉浮录》叶永烈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