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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汲影说
编辑丨汲影说
这些朱印船商能够如愿在他们期望的国际水域中安全航行，而且到达目的地国家时，顺利地在其港口停靠，并且促进与当局的政治交往以及商业贸易。
当牵扯到第三方国家和国民时，就需要对朱印状赋予更广阔的法律效力，幕府首先注意到在日本居住的异国者。西欧各国自日本向海外派遣船只时，会主动申请并携带朱印状前往东南亚各国。
此时朱印状发挥了通行证或船籍证明书的功能，在亚洲海域的安全保证中被认为是不可缺少的，同时成为分辨陌生船只安全与否的证据。1568年2月末，一艘英国商船停靠至鹿儿岛，萨摩的法官向船长伊顿（Eaton）问及是否持有将军授予的朱印状，得到否定回答。
萨摩法官审问英国人此行为何，英国人承认是为了给盟国葡萄牙人通报消息。这立刻引起萨摩藩的恐慌，不仅明确了他们并未接受朱印船制度的管辖，而且不能确定这些西欧国家之间传递的消息是否威胁国家安全。尽管如此，他们的戎克船仍被带上陆地进行审问。
萨摩藩主向江户递交了书面材料：3月2日，萨摩藩截获自鹿儿岛始发船只，发现他们并不拥有通行证。由此可见，即使在日本近海，也要检查外国船只是否持有朱印状，甚至可以对其进行刑罚。当然，日本的朱印船也常常希望得到各国商馆的通行证，方便在航行途中进行文书互认。
无论哪一方船只在海上遭遇袭击的时候，都可以起到沟通调节的作用。船只安全航行是买卖成功的关键，朱印船的贸易对象涉及众多国家地区，船只的投资风险也随之升级，所以朱印船自然成为跨国贸易的必要安全保障。朱印状对异国商人来说显得弥足珍贵。
朱印船贸易制度虽是由秀吉开创的，但却由日本内外各方面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相比德川幕府时期的朱印状所具备的外交效力，丰臣时期的朱印船状显然没有达到相同的水平。
因为丰臣秀吉的外交模式是一种强硬体系，此时的日本亦并未与众多国家建立友好外交关系，各国也没有完全认可丰臣秀吉的朱印状。
接受或拒绝带有丰臣秀吉字迹的朱印状，完全由目的地国家和第三国船舶当局决定。因此，丰臣建立的朱印船制度更具有面向国内性质，关于其对外性质方面，只有当江户幕府对外国采取友好外交的状态下才能实现。
德川时代朱印状的效力大大增强了。主要原因首先源自德川时代转变了丰臣时期的外交风格，修正为亲善外交。其次，为了巩固幕府政权的经济基础。
即使明朝的海禁政策在16世纪后半期放宽了，但日本并未成为缓和对象，暹罗、中国澳门、中国台湾、安南、印尼等地被选为迂回贸易据点，在这些东南亚区域振兴与唐船的贸易。在这些港口中，最重要的是靠近与明邻近的安南和广南，也就是今天的越南北部和中部。
朱印船贸易家向幕府申请7-8个月时效的安南异国渡海御朱印状后，利用长崎近海的东北季风，每年11月或12月左右向南航行。
花1-2个月到达安南，在5月或6月左右进行贸易活动后，再次利用西南季风返回日本。即使是距离日本数百海里的贸易活动，朱印状仍然起到保护日本船在异国的权益的作用。
此时的朱印状已然成为德川幕府的权威象征，朱印船处于不可侵犯的地位，对于任何违规行为，德川幕府都视为对其权威的挑战。
1592年，统一日本的丰臣秀吉正式向贸易商人发放朱印状，鼓励他们南下贸易，接受御朱印状的船一共有九艘，被称为文禄九艘船，每个船主都实力非凡，《长崎夜话草》中记载，文禄九艘船的构成为：自长崎出发五艘：末次平蔵二艘、船本弥平次一艘、荒木宗太郎一艘、丝屋随右卫门一艘。自京都出发三艘：茶屋四郎次郎一艘、角仓家一艘、伏见家一艘。自堺出发一艘：伊势家一艘。
末次平藏首次派遣的朱印船目的地为安南。主要据点在交趾中部的广南一带，属于安南王外戚阮氏的势力范围。阮氏在授予荒木宗太郎的誓书中提到“抑亦坚南北之通利......”，表明朱印船贸易能够在安南活跃的原因是一种经济考量。
大量朱印船商在安南贸易，得到阮氏的信赖，进而成为末次平藏开拓安南航线的现实基础。作为九通朱印状中独占两通的商人，即使在强手如云的长崎，年轻的末次平藏也表现出强大实力。
之后，平藏努力做生意以至于废寝忘食，其资产在短时间内倍增。一被授予朱印状，末次平藏立刻把商船派往安南。根据金地院崇传的《异国日记》1604年的发行记录，安南国渡海御朱印状于本年发行了2通。
尼崎又次郎获得一封，紧接着船本弥七郎于同年8月6日获得一通。1605年幕府发行了的朱印状中，包括了8月26日末次平藏被授予前往安南朱印状。
末次平藏等人的安南朱印船贸易得到了当地政权的有力支持，也成为末次平藏开拓自身东南亚贸易版图的良好开端。
不仅是外部政权的助力，豪商们也会利用自身优势，靠近和服务有声望的领主或大名，以此扩充实力。对内获得将军支持，得以参与其垦荒拓野、扩展航道、缮甲治兵等一系列投资。
一旦获得这些投资机会，通过朱印船在东南亚地区带回的丰厚资本与国内投资进行良性循环，将获得成倍的利润。同时，依靠政权的力量保障船只航运的安全，赢得商业声誉，吸引更多投资者的青睐。
此外，自身实力的壮大，会吸引更强大的支持力量，同时也需要占据良好的区位优势，为新的资本产生创造环境。岩生成一粗略估计1592-1615年朱印船贸易家的数目及出身，仅仅是长崎、平户等肥前国地区就占据了其中的六地。大名中经营朱印船贸易者大多也出身于这两地。
这是因为运营朱印船贸易必须筹措大量资本，而资本几乎被日本近世主要商业都市的豪商所占据。值得注意的是，居住在长崎和平户的外国人朱印船贸易家也几乎都选择长崎和平户进行集散，特别是在长崎居住的异国商人，都认为“长崎是在日本活动的首要之地。”
区位优势和地域传统成为其开展朱印船贸易的天然条件，故而末次平藏显得较为特别。也正是因为自丰臣时代以来，贸易倾斜政策使得长崎几乎成为日本所有对外贸易的入口，也是外国势力在日本境内的根据地。
末次平藏在长崎基督徒群体中的特殊性，以及末次一族从中世末期持续经营对外贸易的继承性，造就其在朱印船贸易家群体中特殊地位，使其轻易地从商人转化为代官，完成身份的转变。
由于朱印船贸易家与境外势力的联系，时刻存在颠覆政权的危险，所以管制朱印船贸易及其经营者成为治理长崎都市的重要举措。而末次平藏作为长崎建市时期就活跃商人，在经营朱印船的过程中，也不断地在德川政权中寻找自我定位。
江户幕府建立后，作为巩固新生政权的重要政策，奖励通商的措施被提上日程，与朱印船贸易制度的强化相适应，保留长崎一地通商的“窗口”地位。
武士、普通商贾、资产丰富的平民，都向往在东南亚海域进行贸易，乞求德川幕府发放朱印状，朱印船贸易参与者的成分愈加丰富。
另一方面，除了一直发挥垄断作用的葡萄牙船贸易，西班牙、荷兰、英国也开始参与对日贸易，长崎进一步成为控制全国贸易的节点，贸易管理都通过德川幕府设置的长崎奉行所来实现。
长崎奉行所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具有高度自主权，但长崎朱印船贸易的统制权归属江户。贸易收益需上缴江户，这些财富成为德川幕府岁入的重要组成。
奉行所的代官可代表幕府为长崎始发的朱印船颁发朱印状。值得注意的是，同样由于长崎港的国际性，长崎奉行和代官负责对参与朱印船贸易的西欧人进行监视。
尤其是监视这些天主教徒的活动，并向他们反复强调幕府的禁教命令，防止这些天主教徒利用朱印船贸易进行传教和走私。所以无论是奉行还是代官，都从教商中选拔，以便彻底管制对外贸易。这个群体是与耶稣会和教会圣职者有特殊关系而获得特权的商人。
换言之，他们是兼具教商和政商两种身份的人。村山当安是教商转化为政商的典型。
早期的长崎富商大多拥有基督教信仰，与耶稣会关系密切。
耶稣会在推进日本传教的过程中深入参与日本商业活动。主要是为了筹措财源，提高利益，通过葡萄牙商人、日本商人等的委托作为日葡贸易的中介而存在。
如此一来，耶稣会的商业活动或者政治关系，不能只局限在会员内部。虽然会员中也有具备卓越商业才能和产业丰富的商人，但还是要在各领域中构建关系网。
这就需要与外部的特定商人政客之间产生特殊的关系，并在这种关系上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和影响力。
这些需求，耶稣会通过长崎奉行村山当安得以实现。对于村山当安本人的记载，史书中多形容他：“才智过人，能言善辩，据说还通晓一些葡萄牙语。”
末次兴善自博多进入长崎并兴办兴善町，努力在长崎构筑地盘时资助了村山当安，进而创造了其与耶稣会亲近的契机。最终村山当安加入耶稣会受洗，成为一名天主教徒，此时的村山当安已经通过自身实力积攒了许多资本。
村山当安是长崎最早接触朱印船贸易的人之一，依靠长崎至吕宋的真壶贸易大发横财。但真壶贸易的海上运输并不稳定，葡萄牙商船时常混迹在倭寇的海盗队伍中参与劫掠。
《伴天连追放令》发布后，葡萄牙决定停航报复日本。中断时日之久使得丰臣秀吉意识到南蛮贸易的丰厚利润对幕府统治的要性。考虑到耶稣会的贸易中介作用以及朱印船贸易的发展问题，他顺势改变策略，同时留意耶稣会中可被任用的日本天主教徒。
巡察师亚里山德罗・瓦利尼亚诺（AlessandroValignano）作为印度副王使节于1592年谒见丰臣秀吉，作为翻译的村山当安引起丰臣秀吉的注意。
这之后村山当安向丰臣秀吉缴纳税银25贯后，被任命为长崎代官，奉命管辖御免地以外的直辖地，即外町区域，其外町统辖权一直保留到德川家康统治时期。耶稣会士弗朗西斯科・凡耶拉评价村山：“长崎市有一个被称为安东尼奥的天主教徒。
虽然出身贫寒，但因为有着优秀的能力和天主教徒式的个人风格，耶稣会选择保护这个人。依靠耶稣会的支持，成为了该市主要的天主教代官”，可见村山当安与耶稣会此时密切的关系。
在此期间，围绕长崎教区教司主教塞尔凯拉（CerqueiraLuisde）死后主教区的运营问题以及衍生出的长崎教会分裂局面，耶稣会陷入一片混乱。
此时的村山当安却选择与耶稣会分裂，迅速接近西班牙的托钵修道会。他与其下的多米尼克会员关系紧密，因此在多米尼克会的文献中多见村山当安的相关记载。在末次平藏的检举为发端的争论过程中，其一族被幕府全部处死，而多米尼克会等西班牙文献将被处以酷刑的村山当安称为殉教者。
但因村山氏的叛出，在耶稣会方面的文献中，他被冠以背教者的称谓。关于村山当安的背叛，耶稣会认为村山当安道德堕落是主要问题。
但核心问题还是耶稣会为了筹措传教资金，以此得到日本传教的垄断权，同时反对迟来的托钵修道会。因为耶稣会的主要活动资金都来源于生丝为中心的长崎-澳门葡萄牙贸易，因此村山当安的叛出，可以视为分流耶稣会的经济命脉。
同时可以看到村山当安与长崎宗教势力的深刻关联，并且考虑到长崎的城市性质，可以推断村山当安与末次平藏的利害冲突集中在教会贸易利润的分配和个人实力比拼之中。
参考文献
1.家入敏光監訳：『十六・七世紀イエズス会日本報告集1619年—1625年第2期第3卷』、同朋舎1996年版。
2.『村山等安』『国史大辞典』第13卷、吉川弘文館1857年版。
3.『長崎代官所跡』『長崎県の地名日本歴史地名大系43』平凡社186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