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中后期至五代十国，北方迭遭战乱。越州凭着优越的自然环境、安定的社会秩序，成了北方侨民理想的落户之地，并迎来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又一个高峰。“会稽天下本无俦，任取苏杭作辈流”，越州为“东南巨邑”，南方首屈一指的大都会。
鉴湖归舟
唐代的越州，是江南最为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是当之无愧的富庶之乡、繁华之地。“民以食为天”，越州粮食，自给有余。勤劳的越州农民，兴修海塘以拒咸潮，开挖河湖以蓄淡水，疏凿沟渠以利灌溉。杭州湾南岸逐渐连成一线的海塘，以及虞绍平原北部新兴的湖泊群，逐渐取代了古鉴湖“外拒咸潮、内蓄淡水”的功用。越州农民在虞绍平原上精耕细作，曲辕犁、龙骨水车等先进农具已被推广使用，稻麦复种制度已经普遍确立。据《绍兴通史》等的记载，至唐后期，越州农民人均占有粮田0.2顷，折合现制约为14亩，人均占有粮食约50石、约3300市斤，足食而又有余了。
越州还出产名茶。“茶圣”陆羽（733—804）在《茶经》中说：浙东茶叶“越州上，明州、婺州次，台州下”。名僧释皎然（俗名谢清昼，生卒年不详）在《饮茶歌》中赞美越州名茶说：“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金牙爨金鼎。素瓷雪色飘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浆。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另据《剡录》记载，剡县茶叶，唐代已经声誉在外。除剡溪茗之外，产于府城卧龙山的“卧龙瑞草”，亦是茶中佳品，畅销海内外。
此外，越州的桔、梅、桃、李、杏、梨及杨梅、柿子、板栗、香榧等，产量可观；淡水养鱼及捕捞，海洋捕捞与制盐，均获利颇丰。
越州风光
唐代，越窑青瓷工艺愈发精纯——越窑青瓷遂被誉为“假玉器”、“瓷器中的贵族”，达到了极盛。常见的越窑青瓷器物，除有盘、缸、洗、钵、碗、杯、罂、壶等以外，后期还有灯盏、熏炉等，至唐代晚期则出现了荷叶式、花口式的盘和碗。前几年绍兴市博物馆曾展出过一批越窑青瓷人俑、兽类，造型栩栩如生，美轮美奂。
越窑青瓷之装饰，常以光素为主，但也有划花、刻花、堆贴和镂空等纹饰（以划花最为多见，纹饰内容以花草、鱼虫、飞鸟、人物等为主），线条流畅简洁，纤细生动。
——唐代的文人雅士多喜欢饮茶，而越窑青瓷温润如玉的釉质，青绿略带闪黄的色彩，正好能完美地映衬出茶汤的绿色，因此广受文人雅士的喜爱与追捧。大诗人陆龟蒙（？—881）就曾对越窑青瓷极具赞美之辞：“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陆羽也在《茶经》中对比越窑青瓷、邢州白瓷时说：“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
越窑青瓷兽
至晚唐、五代时期，越窑青瓷中的上品——“秘色瓷”烧制成功了。“秘色瓷”釉面青碧，晶莹润泽，宛如一滩宁静的湖水，清澈碧绿，珊珊可爱。越窑青瓷已经与唐代精湛的工艺品制造技术、辉煌的文化艺术相互融合，交相辉映，在工艺美术领域里开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唐、五代时期，越窑青瓷不仅上贡朝廷——是备受皇室青睐的进贡珍品，也下供庶民——是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用具。越窑青瓷还通过丝绸之路等远销亚洲、非洲近二十个国家和地区，供不应求。
此外，当时越州的造船、酿酒、冶炼、造纸、丝织等，闻名全国。
越窑青瓷罐
浙东大运河的开通，尤其是元和十年（815）后沿浙东大运河纤道的修建，大大方便了越州与全国乃至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诸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唐代，中国与日本、新罗（朝鲜）、东南亚诸国、天竺（印度）、大食（阿拉伯国家）、波斯（伊朗）等均有密切的经济文化交往，明州（今宁波）是当时重要的对外口岸，是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浙东大运河则是“通江达海”的重要贸易通道，而越州是这条重要贸易通道的咽喉——越州的越纸、越罗、越酒、稻米、青瓷等，赖浙东大运河、京杭运河畅销全国乃至海外。
唐代，从越州通向各地的驿道，越州至杭州140里，至台州475里，至婺州（今金华）390里，西北至上都（长安）3530里，至东都（洛阳）2670里，驿道四通八达，宽阔平坦，过往商旅，不绝于途。
“会稽天下本无俦，任取苏杭作辈流”！越中蔼蔼繁华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还是来年黄花——苏州和杭州嘛，不客气地说，当年只不过是越州的配角罢了。
越州的城市规模，在东南首屈一指——越州州城面积约八平方千米，街衢通达，市坊整齐。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越州总107645户，共631456人，是名副其实的“东南巨邑”。行走在越州城街头，或许还能偶遇操持异国语言的日本、新罗、东南亚诸国商人和旅客。大诗人杜牧（803—约852）就曾盛赞越州一带“机杼耕稼，提封九州，其茧税鱼盐，衣食半天下”。
唐代海塘
唐朝中后期，北方相继发生了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军阀混战、黄巢起义；继而，是五代十国时期的数十年纷争与战火——期间，北方共经历了二百余年的社会动荡。而南方则远离战乱——南方终于凭借良好的自然条件、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北方侨民南迁避难的丰沛人力资源等，完成了历史性的超越：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在唐朝末年已经由北方迁移到了南方——从唐朝中后期开始，越州因远离战乱，不堪战乱之苦的北方士民不断成群结队、举家带族南迁——凭着优越的自然环境、安定的社会秩序，越州自然成了北方侨民理想的落户之地。
自隋、唐至五代时期，是越州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时期。到五代时，吴越国国王钱鏐（851—932）建都杭州，称作西府；把富足的越州视为行都，称作“东府”。
梁开平二年（908），钱镠因都城杭州至温州路途悠远，剡东南人员往来、物资交流等比较频繁，而沿途又无驿站接应，于是在分剡东永寿、石城、新昌等13乡而置新昌县，加速了越州南部山区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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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古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