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厅
“长春”这个名字曾让我费了许多心思去琢磨：这名字多么青春！多么富有诗意！什么时候什么人起了这样一个美丽的名字？
后来知道“长春”与长春厅有直接关系，常言说“先有长春厅，后有长春市”，而长春厅又因长春堡而得名。
公元18世纪的时候，松辽平原的伊通河畔还是一望无际的蛮荒之地，黑土地肥得流油，伊通河水量丰沛，在平原上缓缓流过，水深一丈，清澈见底，游鱼如梭。
清军入关后，为了保护“祖宗肇迹、兴王之所”，并切断蒙古各部族与中原地区的接触，对广袤的关东大地实行了严格的封禁政策，修建了柳条边，严控关内民人向东北地区移民。清政府规定，蒙地只允许世代传承，不允许转让和招垦，因此，一望无际的原野不允许汉人垦荒。
柳条新边从开原的威远堡往东北走向，一直到松花江边的舒兰，柳条新边在今天的长春南部穿过，著名的伊通边门早已淹没在新立城水库那粼粼的碧波中。新边的西北面称边外，东南面称边里。边外为蒙古科尔沁草原郭尔罗斯前旗的游牧区；边里是围场，还有著名的长白山，那里有“参山珠河之利”，康熙东巡的大御道也在边里穿过。
史载明军撤入关内时，辽东人口300万竟有280万汉人随明军进关。其后满洲八旗挥师入关，绝大多数八旗子弟迁居关内，更造成东北地区人口严重流失，劳动力严重缺乏，土地荒芜。为了八旗兵家属的生计，为了增加财政收入，顺治十年（1653年）清廷颁行了《辽东招民开垦例》，宣布开放辽东，奖励官民招揽，奖励应招，比如，规定招民开垦至百名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所招民每口给月粮一斗，每垧地给种六升，每百人给牛二十只”。在这一优惠政策的“激励”下，直、鲁、晋、豫等地流民陆续继而成批迁来，沿大辽河右岸开荒占草，繁衍生息，于是这块处女地始有大批人踏入，在那蒿草丛生的地方升起了稀疏的炊烟，唤醒了这块沉睡千年的处女地。
康熙七年(1668年)全国战事渐平，清政府又废止了招民授官例，23年间山东移民甚多，他们大多迁至大连和丹东，而其他省份的百姓大都迁至了辽西和辽北。
这期间不断有山东河南等地的流民偷偷地闯关东，他们去吉林，去黑龙江。
柳条边新边西北面的郭尔罗斯前旗，是一片一望无际的茫茫草原，面积包括今天长春、九台、农安、长岭等共45600平方公里，大量珍贵的资源在闲置，真是可惜！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早春，临近柳条边墙的伊通河畔突然热闹起来，大批关内民人通过一些被称为“揽头”的中介人，来此开荒种地。而这些“揽头”背后的指使者是郭尔罗斯前旗札萨克（执政官）辅国公恭格拉布坦，他违背祖制，瞒着朝廷，私自在游牧地招民人垦种纳租，渴望土地的流民和渴望金钱的恭格拉布坦一拍即合。恭格拉布坦确定的租粮是每亩4升，折合白银2分1厘，这是相当便宜的价格。于是这一带有了人烟，有了村落。民人垦荒种地为恭格拉布坦带来了滚滚财源，仅地租一项每年就有白银5500两。
土地肥沃，地租较低，又因地处伊通边门和大御道附近，水陆交通方便，所以这里的垦荒人迅速增加，垦荒面积不断扩大。人越来越多，土地开垦的面积越来越大，但是，私自招民开垦的行为毕竟是违法的，朝廷一旦追究下来，后果不堪设想。
郭尔罗斯前旗方面不得不奏请朝廷，要求对已开发地段妥善安置。1799年（清嘉庆四年），吉林将军秀林奉旨会同哲里木盟盟长查勘蒙地。当时，沿伊通河、沐石河、新开河一带，已有定居农民2330户，开垦熟地265648亩。蒙古游牧地区，按例不准内地民人逾界开垦；但“蒙古招民垦种，事阅多年，相安已久，且蒙古每年收得租银，于生计亦有裨益”。清政府看到木已成舟，便同意划出一块区域“借地养民”，令民“照旧纳租”，也不追究札萨克违禁责任，但今后“不得再增招一户，不得再多垦一亩”。
1800年7月8日，清政府在郭尔罗斯前旗境内设长春厅，置理事通判管理汉人事务，隶属于吉林将军，史称“借地设治”。治所在长春堡（今永春乡境内）东隔伊通河10华里，这座小小的“土城”，因为是在空地上刚刚建立起来的，便被命名为“新立城”，这就是新立城得名由来。人们因此也说“先有新立城，后有长春市”，新立城是长春的诞生地。
那么，这个机构为什么叫长春厅呢？当时，长春堡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很大的村落，人们希望这里四季常青，五谷丰登，这里是很多闯关东人来到长春一带的落脚点，所以官方也以长春堡来代指这片区域，民间知名度较高。因为长春堡的名气大，清政府就将这个管理机构叫做长春厅。长春厅只负责管理汉人事务，境内的一切蒙人事务，依旧归郭尔罗斯前旗的执政官管理，地权仍归蒙古王公。长春厅境内的满洲八旗事务与长春厅无涉，归吉林将军辖理。
“厅”开始时只是一个临时机构，后来逐渐成为固定的行政机构。吉林将军境内第一个行政单元是吉林同知，长春厅是第二个。
1825年（清道光五年），长春厅衙门向北移20公里，迁至宽城子。其原因有二：一是新立城位于下辖五乡之南端，距五乡的人口、田亩偏远，交通不便；二是新立城地处低洼河滩，伊通河水常泛滥，殃及衙门和附近居民。宽城子地势高爽，在长春厅设治前，已经是一个流民聚集而成的比较大的自然屯。 长春厅新建的衙署位置就在今天大经路上的长春市103中学一带。
盛夏时节，我们乘公交去长春厅遗址。下了公交车穿过小街村西行二里路远远地看到了金碧辉煌的庙宇——普宁寺。小街村人告诉我们，普宁寺远近有名，人们来此都是奔它来的。
来到普宁寺东门不远，只见路北侧绿树掩映下有长长的红墙，阳光穿过丛生的野草，照射在斑驳的红墙上，大块剥落的墙皮，让人沧桑之感顿生。拨开阻挡视线的树枝，踩着茸茸绿草，一处稍显破败的老式建筑呈现在眼前：两旁各有一个石狮，四级花岗岩石阶，四根红色的圆柱，红色的门窗，黛色的屋瓦，长长的出檐，柔和的屋顶曲线，先前的“理事通判衙门”牌匾不见了。不远处，一块毫不显眼的石碑上，镌刻着5个大字“长春厅遗址”，石碑有一人多高，门窗紧闭，庭阶寂然。
漫步在遗址旁，注目那立在壕沟旁的柳条新边纪念碑，村里的会计告诉我们，长春厅的地面建筑都是复建的，原来的已荡然无存。昔日柳条边墙葳蕤的绿树构成的伸往天边的树带没了踪影，那曾经八尺宽八尺深的壕沟已浅成一步跨过小沟，星移斗转，时过境迁，心中无限感慨……
从1800年开始至1889年，历经89年长春厅升格为长春府，由正六品晋升从四品，长春厅主官历经39人次，可以看出长春厅的发展是缓慢的。1898年，沙俄为了控制远东地区开始在东北大地上修建东北地区历史上的第一条铁路——东清铁路，铁路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北起哈尔滨，南至大连，1903年全线通车。不久，地处东北中心区域及东清铁路枢纽的长春便摇身一变成了东北亚地区的经贸重地。随着铁路的通车运营，盛产粮食和豆制品的长春开始以“豆城”之名远播至海外。
我们要感谢郭尔罗斯前旗执政官恭格拉布坦，当年，他的一个无心之举开启了草原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的再度融合，而且也促使清王朝不得不调整了延续多年的东北封禁政策。
茫茫的科尔沁大草原早已远去，一座现代化的汽车城崛起在世界的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