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博物馆“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中的王安石（右一）。 （视觉中国/图）
“宋史研究绕不开这个问题。”王安石诞辰一千年，围绕着王安石及其变法的争议也持续了近千年。“这可以说是宋史研究中最复杂纷繁的一个大问题。”宋史专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虞云国说。
这个“大问题”还能引起今人的兴趣，正在于九百多年来它没有定论。正如宋史学家李华瑞先生所说，每个时代对王安石变法的主流评价并不相同，从南宋以后的几乎全盘否定，到晚清民国的极为推崇，再到1980年代质疑声重新抬头。
虞云国最早知道王安石是在1974年前后。当时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又一次呼应了时代的风潮——“文革”时期的“评法批儒”运动，把王安石作为法家政治家的正面典型抬了出来。“这是我首次从历史学的概念清晰地知道王安石这个人。”虞云国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改革开放后，虞云国先后看了邓广铭先生的《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和漆侠先生的《王安石变法》，加深了他对王安石变法的认知。这两本书是研究王安石及其变法的重要著作，至今仍然是对变法持正面看法的“正方阵营”的代表作，邓广铭先生在书中引用了列宁的话“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给虞云国留下了深刻印象。
虞云国一开始的研究领域不是王安石变法，最近几年他对王安石变法的关注逐渐增多，“越是关注，就越发现王安石这个人和王安石变法这个历史事件真的不是那么简单”。2007年，邓广铭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北京大学为此召开了一次纪念会，重新出版了邓广铭先生的几本代表作，其中就包括《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虞云国后来为这本书写了一篇书评，“借邓先生的著作谈了我自己的看法，有些观点与传统看法不完全一致”。
2021年12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已故海外宋史学家刘子健先生的《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虞云国为此书写了长篇导读，“这本书出版在1959年，离现在已经六十多年了，但在大陆一直没有译本”。刘子健先生在儒家官僚体制改革的大框架中，来考察王安石变法的深层目的。“它的很多观点依然有价值，值得介绍到大陆来。”虞云国说。
在12月18日王安石一千年诞辰快要到来的时候，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了虞云国，他全面阐述了自己多年来的研究心得，并介绍了刘子健先生的观点。
王安石晚年罢相后退居江宁，生活和诗文都呈现出另一种面貌，成为21世纪以来学者研究的重点。图为元代书法家鲜于枢《行草书王安石杂诗卷全卷》中的《示元度》。 （资料图/图）
南方周末：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价近1000年来聚讼不已，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虞云国：从王安石实行变法开始，就有很多人反对它，到了南宋反对的人更多了，恐怕将来也不会有定论。我想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变法本身相当复杂，变法的目的到底是富国强兵，还是像有的学者说的对官僚体制进行改革，它各项措施的内涵非常复杂。第二，个人总是以自己时代的立场和观点、用自己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去评判前人，且每个时代的每一个学者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本身就是多元的，（因此）对于王安石和王安石变法的定论恐怕也不会有。第三，王安石变法在史料上很丰富，基本上每一个细节都有记载的材料，这么一来，无论你肯定或否定王安石及其变法，或者折中，都能毫不费力地找到记载的材料，再和刚才所谓的历史观和价值观结合在一块，就能形成一套完整的看法。王安石变法可能是宋史乃至中国古代史里面具有相当诱惑力的一个大论题，也许在可见的将来，仍然不会有定论。
南方周末：在对王安石变法的负面评价中，也有两种情况，有学者认为王安石一开始的动机就有搜刮底层来“富国强兵”的；也有人认为王安石的动机也带有抑制兼并、倾向中小商人、中下户的考虑。你认为王安石变法的最初动机是什么？是否如有些学者所说，王安石在一开始就对底层的加重负担有所预料？
虞云国：有这种可能性，但我个人的看法是，王安石变法开始的时候，并不见得他就立下一个目标，要搜刮下层的群众来富国强兵。他总的思路还是调整和改革他认为以往已经不适合现实需求的经济政策，尤其是财政税赋上的那些不合理的做法。他在制定青苗法、免役法乃至市易法等社会经济类的新法时，一开始也确实有考虑中小商人、中下户的利益的倾向。
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王安石变法的内涵本身很复杂，它有那个倾向，但它又确实把富国强兵放到变法的目标里去。所以王安石在调整和改革有关经济政策，尤其是财政税赋政策时，势必也要把这些个中小商人、中下户罗织进来。他当时制定的政策，主观动机也许并不歪，但是为了要让政策兑现，他势必要把它推进到下层的县、乡去执行，在这个执行过程中，层层加码，变样走样的情况，那就很严重了。古代政治经济传统里面有一个特点，上面制定一个政策，菩萨是好的，和尚把经念歪了。这么一来，青苗法也好，免役法也好，更广大的底层民众必然会被牵连进来，而且从结果来看，他们也确实付出了相当的代价。
以免役法为例，原先的差役法，是乡村上三等户的特权，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间，由于当差不慎，赔钱乃至破产的情况可能会有，但这个是不是普遍现象，是不是本质现象？这就有问题了。变法就是以这个为由，把差役改为雇役，按道理来说，这个免役钱是不能够摊到四等户、五等户头上去的，事实却是按照财产等第来收钱，当然你可以说，下户因为财产总量少，所以抽的份额也少。但问题是，财产总量大的上等户，他按比例出的钱，感受到的承担的负担不会太大，肯定是下等户负担更重的，这么一来就变成国家变相征收一种财产税。再比如青苗法，它的规定是自愿，你不能够强制抑配，但是在执行过程中间完全走样了，不但是乡村户，连坊郭户也要抑配，坊郭户和农业生产是没有关系的，他贷款青苗钱做什么呢？所以就有人说这是国家在放高利贷，而且在有些地方是强制放贷。
南方周末：变法实施两三年后，政府从变法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这时候就算发现了底层的负担越来越重，但也已经没有办法割舍掉这部分利益了。
虞云国：这是有可能的。青苗法实际上无非是把原来上户、兼并户放高利贷的放贷权强制收到政府手里，这样政府的财富就增加了，就更离不开青苗法了。朝廷总是会采取最有利自己的政策，既然你已经推开了，而且已经实行了，那么就会继续搞下去。还有一点，青苗法和免役法是王安石变法里面最大的两个法，还贷或者缴纳的时候，一定要缴现钱。宋代货币经济的情况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发达，所以要用现钱去缴青苗钱、或者是免役钱，一定要把农业上收来的谷物进行折现，很容易造成钱贵粮贱的情况，受到损害的也是下层农户。
南方周末：各项变法措施中，争议比较小的是农田水利法和三舍法。在司马光和王安石最初的争论中，王安石认为可以做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司马光却认为，“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在生产力发展相对缓慢的农业社会，司马光的话听起来似乎更有道理。那么熙丰年间农田水利的兴修，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虞云国：农田水利法，从我接触的材料来看，成就还是不小的。整个宋代，水利兴修的项目，如果排一个时间表的话，很多的项目都是集中在熙宁和元丰期间。还有疏浚河道，我们上海地区的很多河道疏浚都是在那个时候搞的。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还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司马光的说法是停留在再生产的保守立场上面，当然有他不足据的地方。但是王安石说真正会理财的可以做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实际上在变法过程中，财政收入的增长，尽管有社会经济发展、生产发展的因素，但是像青苗、免役这些新法，还是有加赋的成分在里面，所以司马光批评王安石还是有道理的。宋神宗说变法的好处是“取民之财，还以助民”，后面半句话，恐怕只是空头许诺，中下层人民不可能从变法中间得到很多的好处。
南方周末：南宋初将北宋灭亡的责任上推给王安石变法，且为了维护神宗的形象，将王安石置于变法的中心，但事实上神宗是变法的主导人物。这固然是南宋初重新构建政权合法性的手段，但是王安石变法所推行的各种政策，对此后的历史走向是否确实负有一定的责任？
虞云国：南宋人对于王安石变法几乎进行了全面的否定，当然本朝皇帝还是要肯定的。所以就把所有的责任推到王安石身上去，来维护宋神宗的形象。但如果没有宋神宗要决策变法，就不可能有王安石变法。当然王安石本人有很大的政治抱负，是杰出的政治家和改革家。胡适和余英时都认为他之所以能成为改革家，是因为他能够“得君行道”，没有这个“君”，你的“道”是行不了的。宋神宗自己对王安石说：“自古君臣如卿与朕，相知极少。”当时曾公亮也说：“上与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皇帝和王安石像一个人一样，这是上天注定要有这么一次改革。这里实际涉及君主专制的体制问题，改革大臣一定要得到君主的重用和信任，才能“行道”，这个道可以是政治理想，也可以是改革的具体主张，行道的必要前提，是得君。
南宋人认为是王安石变法破坏了祖宗家法，这才导致了北宋的灭亡，这种说法是后见之明，有失历史公正。即便王安石变法在某些方面触动了祖宗家法，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情。在靖康之难的前夜，就有士大夫指出：“祖宗法惠民，熙丰法惠国，崇观法惠奸”，这三句话我认为讲得很有道理。所谓太祖太宗的“祖宗家法”，是为了老百姓的、为了子民的，这当然是一般性的歌颂；熙丰法就是王安石新法，是有利于国家的，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在富国层面它是起到一定作用；而崇观法，是崇宁、大观时期，打着王安石变法的旗号的所谓后变法时期的法，那是惠奸。
王安石变法的过程中，他本人利用了“非常相权”，不但要强力推行政治、经济政策，还用他自己编著的《三经新义》《字说》来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这么一来，士大夫的士风、官场的官风肯定是要坏掉的。南宋人很多议论说，士风、官风之坏的起点就是王安石变法，我认为确实是有道理的。然而话说回来，王安石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的一种难以更改的痼疾，王安石有这种倾向，后来司马光在元祐时期的所作所为，他的党同伐异，就没有这种倾向吗？宋神宗信任王安石就推行变法，高太皇太后信任司马光就施行更化，宋徽宗信任蔡京，那就搞丰亨豫大，所以君权在里面是决定一切的，“得君行道”的专制君主政体是不是才是一切症结的关键所在？
南方周末：有学者指出，王安石刚愎自用的性格，改变了仁宗以来的宽松的政治氛围，对台谏制度造成了伤害，深刻影响了北宋的政治文化走向，对此你是怎么看？
虞云国：王安石个人性格当然有问题，而且个人性格确实也对变法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我们从更深的层次转过来看，不应该过分强调个人性格对于一种政治文化的改变。王安石新政时期，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君臣际遇，达到了中国古代君相关系的历史上“最佳拍档”的这么一个程度。所以他们两个人的前期是君臣一体，一心改革。当变法遇到各种阻力的时候，宋神宗就以自己的君权，赋予王安石以“非常相权”，那就是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这是一个绕过中书门下的变法的总指挥部。这个制置三司条例司是神宗同意他设立的。一旦设立以后，掌握权力的人，不管他是相权也好，什么权力也好，他总是要谋求自己权力的最大化。王安石也就借助了神宗对他的信任，在体制上、在对不同意见的打压上，确实把相权扩大到了相当的一个程度，包括对于台谏制度的一种伤害。
当然在这个里面，王安石个人性格是起一定作用的，如果他是一个比较宽容的人，恐怕就会好一些，但是王安石是一个一根筋的人，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他一定要做下去。
南方周末：你所说的王安石的“非常相权”，是否成了此后北宋晚期和南宋时期的“权相”政治的开端？
虞云国：制置三司条例司是王安石“非常相权”的重要抓手，我认为这开启了君主官僚政体转向的一个契机。如果说相权的异常化是一连串骨牌的话，那么王安石新政，就是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其中也有君权和相权的博弈。此后由于旧党的批评，说这个制置三司条例司就是把中书、门下都给搁置起来了，是完全违背祖宗家法的，所以宋神宗就取消了制置三司条例司。有学者认为后来的元丰官制改革，就是宋神宗要想再一次恢复君权对于三省权力的全面掌控。
既然多米诺骨牌已经启动了，王安石的“非常相权”就被后来那些宰相拿来用，包括蔡京。崇宁初年蔡京拜相的第一个月，宋徽宗就命令他：你按照熙宁条例司的“故事”，在中书设置讲议司。名称换了一个，叫“讲议司”，蔡京去提举它，目的是什么呢？“遴选臣僚，共议因革”，也就是说，你可以有权选择你信任的成员，来讨论所谓的变革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宋徽宗和蔡京在这时候，有意铸造王安石式的“得君行道”的克隆版。南宋历史学家李心传揭示了讲议司和条例司之间的因袭关系，总体来说，蔡京就是仿照王安石的做法。蔡京另外还要想在枢密院里面设立讲议司，也就是说，他想要从相权里面剥离出去的军权，重新回到相权这来，他想触碰军权的禁脔。崇宁时期，还是有一些敢言的台谏的，到崇宁三年，枢密院讲议司撤销，都省的讲议司也撤销了。到蔡京第四次拜相的时候，他又想在尚书省设讲议司，这时候离北宋灭亡已经只有两年了，他没有成功。到了南宋，秦桧也搬用过同样的手法，他当时想从另一个宰相吕颐浩手里夺得更大的相权，也设立了一个机构，最后被台谏批评，造成了他的第一次罢相。
我认为王安石并不是所谓的“权相”，他的相权在新政的过程中，有一定的特殊性，他是拿来所谓搞改革、搞变法的。蔡京也还称不上权相，宋徽宗三次罢了他的相权，这不能和南宋的秦桧、韩侂胄、史弥远和贾似道相提并论。在相权的使用上面，王安石是为公，蔡京是为私。王安石不用为南宋初期以后的政治文化的全面转向负责，这个要负责的恐怕还是君主专制政治体制性的弊病，这个弊病是没办法克服的。
南方周末：很多对变法持负面评价的学者认为王安石变法是成功的，因为王安石罢相之后的神宗，以及后来的蔡京等人延续了变法“富国”的本质，各种聚敛的手段也没有改变。对此你是怎么看的，你认为蔡京是变法的继承者吗？
虞云国：如果是停留在刚刚我们说的“富国强兵”的层面，我认为变法可以概括为两句话，即“理财以富国，富国以强兵”。首先从富国这个角度来看，变法取得了巨大成功。当时在官僚阶层中引起的兴奋点就是理财，通过青苗、免役、市易等法，国家财政明显好转，不仅解决了宋神宗即位以前的财政亏欠，还建立起了52座元丰封桩库，作为战备物资库——尽管像刚才说的，这种“富国”的代价是什么。到元祐更化的时候，有朝臣说变法增加的收入可以供国家二十年之用，北宋后期，宋徽宗还说王安石变法的“余财羡泽，至今蒙利”。
从强兵角度来看，王安石变法也有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等军事相关的改革，但实际上成效很有限。军队的素质、战斗力方面，没有很大的改变。保甲法主要还是在控制民众的反抗。所以一般的评价就是说，王安石变法是“富国有术、强兵无法”。
至于说蔡京是不是变法的继承者，我的看法大体如下。蔡京活跃于哲宗亲政和徽宗在位的“后变法时期”，这一时期是对前一时期“元祐更化”的反变法政策的否定，所以打的旗号必然是接续王安石变法的旗号——所谓“绍圣”“崇宁”年号的涵义也在此。所以在名义上，他当然也算变法的继承人。蔡京这个人是个能臣，在他当政期间，对于很多的财税政策、经济制度，都有比较大的改革。蔡京的改革将政府敛财的手段，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为徽宗晚年的“丰亨豫大”奠定了物质基础。不过，蔡京和王安石的一个大差别是，王安石改革的目的，确实是为了富国，而宋徽宗和蔡京等权贵集团却将所得的财富用于挥霍和中饱私囊。
南方周末：传统上对王安石的各项研究中，他的经学思想是相对来说研究不足的，近二十年来这样的情况才得到改观。王安石的变法措施与他的经学思想的联系是怎样的？经学研究只是他推行新法的托词，还是有内在的深层的关系？
虞云国：相对于王安石变法的政治经济层面，他的经学思想层面的研究确实不足。我认为他的经学思想和他的变法本身，有很深层的关系。儒家经典里面，每一部经典的侧重点都不同，作为一个教育家、经学家，弘扬它哪个层面，这是各有讲究的。宋代有一个孟子升格运动，孟子被重新重视，《孟子》被升格为经。王安石是尊崇孟子的，他认为孟子是一位复古改制的哲学家和政治家，是一位改革的理想人物。王安石的所谓“荆公新学”的这一学派在孟子升格运动中起了很大作用。
王安石还相当推崇于《周礼》，写了《周官新义》，把《周官新义》里面的东西，作为自己新的官僚体制建设和改革的一种思想基础。他从《周官新义》出发，认为体制性的、外在的对人的道德生活的控制，可以产生积极的效果，通过对每个士大夫官僚的道德生活的自我控制和外在控制，来达到改革官僚政体的目的。在他的理想里面，是要把官僚体制的变革作为他新政的深层次的目标。他利用了《孟子》和《周礼》，最终的目的是要实现一种儒家理想主义的道德社会，在这个道德社会里面，每一个官僚士大夫，都高度自觉地来为君主政体服务。
南方周末：这就牵涉到王安石变法中除了“富国强兵”之外的另一个层面，即你在刘子健先生的《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的导言中谈到的“儒家理想主义”？
虞云国：刘子健先生把王安石新政放在士大夫政治的框架里去研究它。王安石本身也属于北宋新兴的士大夫官僚阶层的一员。刘先生再把士大夫官僚政治的这框架放到专制君权的大框架里面去，去分析两者是如何互动，如何变化的过程。这种研究思路恐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刘子健先生充分肯定王安石新政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官僚理想主义的社会，认为这是王安石对官僚政体改革的一个最高理想。这个理想很丰满，但是它本质上还是官僚主义的，因为你不可能脱离当时的官僚士大夫来推行这种理想，所以这种官僚主义只能依附在君主集权的这张皮上来为他服务。
王安石新政在思想理论层面，总是要把它所诠释的君主所掌控的国家利益置于其他利益之上，因为他还是在为一个君主政权服务。但是在改革实践中，王安石又总是认为他是在帮大多数人，甚至在帮下层民众，这么一来就造成我们刚才所说的悖论——新法所带来的国家财政的改善，远远超过它带给民众的实际利益。从王安石变法儒家理想主义的目标设定的角度来看，他实际上碰到的也还是君主专制和官僚政体这两个大关节。
南方周末记者 王华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