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困惑：“顿悟”是不合逻辑的
“顿悟成佛”是禅宗的核心教义。在禅宗史上，人们之所以推六祖慧能为禅宗的实际创始人，而不是早期的其他祖师，就是因为慧能开创了“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顿教”法门。所谓“南能北秀”或“南顿北渐”，反映的正是以慧能为代表的南宗“顿悟”禅和以神秀为代表的北宗“渐悟”禅的差异，而南宗的“顿悟”禅真正体现了“中国禅”的精髓。谈禅宗必及“顿悟”，然而，到底什么是“顿悟”，并非一个可以随意回答的问题。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审视，“顿悟”往往是“让人费解”的，是“不符合逻辑”的。胡适当年在研究禅宗史的时候，就下了这样的结论。
胡适在他的《中国禅学的发展》一文中，曾根据神会和宗密的提法，将禅宗的“悟”区分为四种：
（一）顿悟顿修：顿悟如把许多乱丝一刀斩断，顿修如把一团白丝一下子丢到染缸里，红即红，黑即黑。
（二）顿悟渐修：如婴儿坠地，六根四体顿具，男女即分，这叫顿悟；但他须慢慢发育长大，且受教育，成为完人，这叫渐修。故顿悟之后必须以渐修。
（三）渐修顿悟：好比砍树，砍了一千斧头，树还是直立不动，这叫渐修；到一千零一斧头，树忽然倒了下来，这叫顿悟。并非此最后一斧之力，乃是那一千斧头积渐推动之功，故渐修之后自可成顿悟。
（四）渐修渐悟：如同磨镜，先将粗糙的铜慢慢地磨，直至平滑光亮，可以照见人影。又如射箭，起初百无一中，渐渐百可中十，终于百发百中。
胡适分析说，在这四种中间，第一种“顿悟顿修”是“不用方法的”、“讲不通的”；第二种“顿悟渐修”“却是可能的”；第三种“渐修顿悟”“尤其可能”。其中，第二、三种都属于“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顿悟”，在我们的生活中可以找出很多的例证。像欧洲中世纪的奥古斯丁，最初放荡不羁，某一天因听一位牧师的演讲，忽然省悟，立志苦修，竟成一位宗教领袖。这也不是偶然的，因为他早已有种种烦闷，逐渐在变化，一旦下了决心罢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还可以见到这样的例子：有时为了一个算学或其他的难题，想了几天，总想不出，忽然在梦里想出来了。这也是慢慢地积累许多经验，一旦于无意间就豁然贯通。至于第四种“渐修渐悟”就“更是可能”，用不着说明。胡适总结说，“顿悟渐修”和“渐修顿悟”都是可能的，都是需要教学方法的；“渐修渐悟”更是普通的方法，最符合我们生活的经验；只有“顿悟顿修”是讲不通的，是没有教学方法的。
初看胡适的这个分析，很难让人不认同，谁也不会想到它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因为胡适的分析是非常“理性”的，非常“逻辑”的。然而，正是因为胡适的“理性”和“逻辑”，他的结论让人产生了怀疑。当年胡适跟日本铃木大拙之间争论的关键也在这里。铃木强调，如果我们用常识的观点去判断禅的话，它的基础就会坍塌，因为唯理主义思维方法（rationalistic way of thinking），在衡量禅的真伪方面，显然毫无用处，禅完全超越了“常人理解的限域”。而胡适则主张，禅学运动是中国佛教史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而中国佛教史又是中国一般思想史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只有把禅放在它的历史背景中去加以研究，才能得到适当的理解。基于历史的连续性和思想的可读性，胡适认为，禅学作为一种“历史的运动”“始终可得到知性和理性的了解与评鉴”。
客观而论，铃木大拙强调的是“禅的本身”，而胡适侧重的是“禅的历史”，他们各说各的，争论的不是同一个主题。换言之，“禅的历史”是可以用知性和理性去了解和评价的，而“禅的本身”却未必如此。就“顿悟”这一主题而言，恰恰是胡适断言“讲不通”的“顿悟顿修”却构成了南宗禅的主流；胡适断言“顿悟顿修”是“不用方法”的，而这个“不用方法”却是禅宗教学的基本方法！这就表明，禅宗所说的“顿悟”即禅的认识论确有非同寻常之处，不能从一般的认识法则去了解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