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逆北
存在于13-20世纪初期的奥斯曼土耳其，与17-20世纪初期的清王朝，是存在历史时期颇多重合的两个多民族大帝国。他们的统治者可能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是在具体施政与帝国面临的机遇或困境等方面，却存在极大的相似性。
处于奥斯曼帝国巅峰时期的奥斯曼土耳其苏丹——苏莱曼一世，从其功业等方面来讲，更可以说是西方版本的“乾隆帝”。
(苏莱曼一世）
苏莱曼一世与乾隆大帝的相似之处，大致有三点。
01同处于帝国发展的黄金时期
首先，二人统治的大部分时期，是两个帝国的巅峰时期，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他们二人都把自己的才能发挥到了极致。
苏莱曼被誉为奥斯曼帝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苏丹，当他还没有成为帝国最高统治者的时候，他就在克里米亚担任总督，并运用自己的职权为父亲塞利姆一世装备了一支能够进军伊斯坦布尔夺取大权的武装。后来苏莱曼继承父位后，在他的治下，无论是中欧的神圣罗马帝国，还是波斯高原的萨法维王朝，都要惧他三分。
在奥斯曼帝国内部，行省总督的叛乱被苏莱曼大帝迅速扑灭，手工业与农业均取得良好的发展。帝国的文教工作也得益于稳定的政治秩序，宗教学校与翻译经典的事业都有条不紊的进行。
苏莱曼不满足于只做一个优秀的军事家或政治家。在法律领域，苏莱曼也倾注了极大地热情。地中海的民族素来都有着立法的传统，如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古罗马的《万民法》等等，苏莱曼在征服强敌的过程中，继承了这样一种重视律法的传统，并组织庞大的宗教与法律顾问团队，收集整理各种律令条文、重新拟定能够规范帝国臣民言行的新法典。经过反复研究遴选，奥斯曼帝国历史上规模最庞大、内容最为详细的法典《群河总汇》（也有翻译为“诸海之汇”）由此诞生。苏莱曼也因此获得了“立法者”的称号。当时有不少欧洲的知识分子，甚至称奥斯曼帝国在苏莱曼治下，迎来了地中海地区的复兴。由此可见，苏莱曼在文治武功方面均有极其突出的表现。
不过，如果把苏莱曼的这些功绩与清代中国的乾隆皇帝作比较，我们将会发现，二人竟然存在某种奇妙的默契。
乾隆本人继位以前，在帝国统治中枢军机处磨炼过，具备一定从政经验。乾隆帝在位时期，一度困扰清廷的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叛乱、回疆大小和卓叛乱均被扑灭，在帝国周边地区，安南、缅甸与廓尔喀也被清军击溃，清代中国边疆赢得了难得的安定。乾隆帝在热河避暑山庄为自己庆祝寿诞时，蒙古王公、回族伯克与西藏黄教喇嘛们都要来为其祝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局面在乾隆帝时期基本实现。
奥斯曼帝国苏丹苏莱曼大帝重视文教和法律，乾隆帝对于“文治”也倾注了不小得精力，最为典型的便是他组织人力修撰大型类书《四库全书》。有学者认为乾隆此举“寓禁于征”，对于传统文化的破坏负有一定的责任。但也应看到，《四库全书》毕竟让许多尘封于民间的古书重新面世，而清廷耗费如此大的精力来修书，这在以往的战乱时期是难以想象的。
乾隆帝修书之外，还喜好效法江南文人创作万余部诗篇，有学者指出，这些乾隆“御制诗”中，存在伪造的成分，不过，乾隆试图通过写作诗歌来丰富单一的专制君主形象、获得江南士人认同的努力，也属于“文治武功”的一部分内容。
其次，苏莱曼一世与乾隆帝在位时期取得的辉煌，都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前任。苏莱曼一世的父亲塞利姆一世靠武装政变夺权，为巩固手中苏丹大位，赢得近卫军的忠心。他先后发动了对波斯高原的远征与灭亡埃及马木路克王朝的战争。在对后者的战争中，塞利姆一世处死了阿拔斯王朝最后一任哈里发，并将象征伊斯兰世界宗教权威的克尔白房钥匙夺取，这便使得奥斯曼帝国苏丹，同时又兼具了所有穆斯林的精神世界首脑身份。苏莱曼一世正式继位后，对父亲留下的这一遗产十分重视，继续巩固经营自己政教权威的身份。
（南征北讨的塞利姆一世）
乾隆帝的前任，也就是他的父亲雍正皇帝，也为乾隆帝本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雍正在位时期推行的“火耗归公”改革让一度盛行于帝国基层、苦恼自耕农的高额附加税被固定税取代，而帝国财政系统中欠账、赖账的现象也受到清算，除此之外，清廷在西南地区推行的取消土官世袭特权、清查户口、摊派赋役等做法，也增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在雍正帝的铁腕整顿下，清廷财政逐渐好转，乾隆帝能够在自己任上频繁对外用兵，离不开雍正所打下的根基。因此，假如说苏莱曼是奥斯曼帝国的“乾隆帝”，那么塞利姆一世，便是奥斯曼土耳其的雍正帝。
最后，苏莱曼一世与乾隆帝二人虽然同处于各自帝国发展的“黄金时期”，但是他们对于帝国外部环境的变化却缺乏足够的认识，这也束缚了帝国进一步的发展，甚至间接导致帝国在巅峰之后，迅速走向衰落。
从苏莱曼一世方面来看，苏莱曼在先后击败匈牙利人与波斯人后，利用与法国瓦卢瓦王朝弗朗索瓦一世秘密订立的军事同盟条约来逼迫神圣罗马帝国臣服。在一个接一个胜利的刺激下，苏莱曼根本无意关注欧洲中下层社会在发生怎样的变化。他哪里知道，敌对阵营内部正在发生的微妙转变，将会让一度称雄地中海世界的奥斯曼帝国，丧失手中的霸权。
此一时期的欧洲，已经不再是十字军东征时候那般狂热极端，在世俗王权崛起于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影响下，主张个性解放的人文主义精神已经冲破意大利半岛，向英法等国渗透。在德意志腹地，以马丁·路德为首的宗教改革家试图挑战教会权威，主张政教分离的做法，更使得西欧有识之士们迅速摆脱神学教育的桎梏，转而探索自然科学的奥秘。
相比之下，苏莱曼大帝统治下的奥斯曼帝国内部思想界是无比沉闷的，他们可能创作出一些脍炙人口的诗篇，但是对于个性价值的张扬，在帝国却是一种昂贵的奢侈品。即便前文提到的苏莱曼支持下组织编撰的法学经典《群河总汇》，其中的内容也不能与伊斯兰教法相违背。
苏莱曼对于西欧思想文化缺乏足够的认识，乾隆帝同样如此。在击溃廓尔喀入侵后不久，乾隆帝就接见了从英国来的马戛尔尼使团。这时候，距离西欧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已经过去了两个多世纪，西方的物质文明，在这一时期也取得了不小得成果，可是，乾隆帝对于马戛尔尼所展示的新式武器与生产工具等产品并不感兴趣，而是纠结于对方不肯像他的文武百官一样去行三跪九叩的大礼。
（描绘乾隆帝接见马戛尔尼使团场景的画作）
最终，天朝的傲慢让乾隆帝与西方先进技术与文化失之交臂。而乾隆帝的这种固执保守的思维，也影响到了他的儿子，即未来的嘉庆帝，清朝与外界交流有限，直到道光朝鸦片战争的爆发，清王朝外强中干的真面目暴露无遗。
苏莱曼大帝与乾隆帝都是缔造和巩固多民族帝国辉煌的“成功人士”，可悲剧的是，他们恰又都处于西欧国家崛起的前夜。而当两个政权都陷入半殖民地的尴尬境地时，摆脱西方入侵，寻求民族独立与现代化路径，又变成了他们的共同的使命。
参考文献:
（英）帕特里克·贝尔福《奥斯曼帝国六百年》，中信出版集团
唐文基、罗庆泗《乾隆传》，人民出版社
乔治·马戛尔尼《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商务印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