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学究
文/牛永超
张立保老师教了我三年的高中语文。在教过我的老师中，他算是最带有“学究气”的一个了。
他那时虽然只有四十来岁，但头发稀疏，头顶已开始发秃。每次一进入教室，他似乎都特别兴奋，一双小而有神的眼睛立刻眯成了一条缝，脸上的肌肉迅速得到调动，继而露出一口发黄而又参差不齐的牙齿来。
说张老师带有“学究气”，首先与他的装束和举止有关。在我的印象中，除了冬夏两季，如孔乙己爱穿长衫一般，他总穿着一件深蓝色的中山装，肩膀上已经褪色，袖口也磨得发亮。
自习课时，他常到教室里走动，你能不时地闻到从他的身上散发出的劣质烟草的味道。一有学生发问，他便习惯性地弯下腰，趴在课桌边上，先拿起课本眯着眼睛看一遍，然后略作沉思，再伸出被烟熏得发黄的右手食指，指点着进行一字一句地讲解。末了，他会和蔼地问上一句：懂了吗？
被张老师批改过的作文，可谓“面目全非”！他除了纠正其中的错别字和用错的标点符号外，还要把他认为写得好的语句用红笔划出来。最后，在文末写上一大段的评语，指出文章的优点和不足，并给出他的修改建议。
不过，一旦遇到好文，他几乎是喜不自禁，爱不释手了。
高一时，他让我们写一篇命题作文《新的起点》。我那时正迷上了小小说，就试着用第三人称写了一篇小说题材的作文。他看后大加赞赏，不仅当作范文在全班进行了阅读和点评，并当场宣布由我担任语文课代表。
此后，对于我的多篇作文，他都给予耐心指点。现在想来，我那时对于语文的学习热情，与张老师的鼓励是分不开的。
但在我的心里，仍旧把他看作“老学究”，这主要归因于我认为他的思想太保守。
教我们高一数学的胡老师，是个刚从大学毕业的女教师。她不光人长得漂亮，性格也开朗，从早到晚都是一副开心样，走路时嘴里哼着小曲儿，一条长而黑的粗辫子在身后左右摆动。
胡老师似乎是把我们当作弟弟妹妹看待的，因而，她喜欢和我们在一起说笑、玩耍，还利用自习课教我们唱歌。不过，她教唱的是像《大约在冬季》《杯中影》一类的情歌。
这让张老师私下里颇为反感，他甚至在课堂上公开发表看法，说胡老师教我们唱的是“靡靡之音”，会消磨年轻人的意志。我们听了报之一笑，谁也不当回事儿，并且在以后的课前一曲，文艺委员照样领唱这类歌。
然而，高一时在我们班的元旦联欢会上，张老师彻底被激怒了。先是有个男生摇头晃脑地唱了一曲《成吉思汗》，张老师脸色阴沉地坐在下面听。接着，另一名男生非常投入地唱起了《耶利亚女郎》。班里有几个男生也跟着大声唱：耶利亚，神秘耶利亚，耶利耶利亚，再次给我梦见吧……
突然，张老师一脸怒容地走上前，指着那名男生呵斥道：“你唱这叫啥？天天学这个就能考上大学？……”教室里顿时陷入一片沉寂，我们都目不转睛地看着张老师。他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从鼻腔里连着“哼哼”了几声，就推门拂袖而去。
上世纪80年代末，因改革开放给中国大陆带来的经济上和思想领域的冲击都是令人震撼的。人们似乎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那些快速的变化。拒绝或排斥是不可能的，有选择地接受吧，似乎又缺乏鉴别优劣的能力。于是，人们干脆“跟着感觉走”！
那时，电台和报纸上经常宣传要提防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考大学。故而，对于什么是和平演变，到底怎么演变，并不怎么关心。
想不到，张老师对此却高度关注。一天晚上，学校破例放了一场露天电影，是台湾拍的《妈妈再爱我一次》。在学校的小广场上，随着剧情的推进，片中女主人公的悲惨遭遇引起了大家的共鸣。荧屏上的演员在大声哭喊，女生们在下面泣不成声，不少老师和男生们也为之动容。
观看电影的第二天，我写了一篇感情洋溢的观后感，兴致勃勃地拿给张老师看，满心希望能得到他的夸赞。谁知，他竟在课堂上对电影大放厥词，说这部电影就是和平演变的工具，是给资本主义唱赞歌的。我不免感到茫然，对他有了不同的看法。
后来，我读了理科班，张老师当了文科班的班主任。虽然他还教我们的语文课，但我不愿像过去那样接近他，似乎觉得自己和他的思想有着很深的代沟。
我高考落榜后，张老师曾到家里劝我回母校复读。我想换个学习环境，终究没有回去。
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到过张老师。这两年，每当和高中的同学一起提到他时，他的笑眯眯的脸庞便浮现在我的眼前，似乎还在用和蔼的口气问：懂了吗？
有时我想：若干年后，当我的学生回忆起来，在他们的心目中，我是否也会被认为是“老学究”呢？既然我们谁都无法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就不可避免地要被后浪“拍在沙滩上”吧！
（写于2018年11月29日）
【作者简介】牛永超，女，河南新郑人，河南林业职业学院副教授。执教20余年，主攻经济管理和市场营销专业的教育教学研究，偶尔舞文弄墨，在文字中找寻温暖，在码字中修身养性，让心在文字的开合中变得清澈、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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