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4号的一个深夜，一辆吉普车在深沉的夜里急速行驶，开车的司机，名叫程元；坐在副驾驶上面怀里紧握一份公文的中年男子，名叫刘伯谦。
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正是长沙电讯局。刘伯谦怀里的公文，上面有湖南省主席以及第一兵团司令联合37名国军将领的签字，也就是后来人们才知道的“通电起义”。
但就是这样一份“沉甸甸的通电起义”，却让当时的党中央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在十天以后才收到，虽然收到通电起义以后，党中央就立即的回复了消息，并且给予了明确的嘉奖和肯定。
但一切，都显得有些稍微迟到了一些。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竟然能让长沙37名起义将领的通电起义，党中央在10天以后才能收到。迟到的回复，又给爱国将领程潜，陈明仁等人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1948年9月24号的上午，艳阳高照，就在长沙市火车站的月台上，冠盖云集。
可以说，在这个人头攒动的火车站，湖南省军政的各部门首脑都已经集聚于此，而他们的站在这里的原因，就是要迎接即将走马上任湖南省主席，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的程潜。
本就是祖籍出生在湖南的程潜，对于来到湖南就职按理来说本就该是皆大欢喜的局面，甚至当时的新闻报纸，还专门的在报纸的头版头条上面，详细的进行了报道。
在报纸上，他经常被称作“湖南的家长”，这样的殊荣，在国民党统治湖南的历史上，几乎是头一份。但是从火车上下来的程潜，反倒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模样。
因为对他来说，“内忧外患”，已经快要让他不堪重负了。
就在不久前，南京国防部召开大会，已经做好了南撤的准备，自己在副总统的竞选中，也落选了。
外表上看，虽然湖南的党政军权都在自己的手里，但是实际上，自己早已被放在了火上烧烤。
在国民党内部，自己是受排挤的人，蒋介石和桂系都在排挤自己。
原因就是对于蒋介石发动的独裁性质的内战，程潜一直都是持反对意见的，虽然不能和蒋介石以及桂系在明面上进行撕扯，但是私底下，自己现在的处境就是很艰难的。
也就是在这样矛盾复杂的心境中：一方面程潜在明面上和蒋介石以及白崇禧保持一致，表示要坚决捍卫党国利益，要和共产党战斗到底；
但是在另一方面，他面对着进步的湖南学子，他不仅对中共湖南地方组织领导开展的 “反饥饿、 反内战、 反迫害” 和 “反征粮、 反征税” 斗争没有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
而且下令撤销反共的 “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组织，发布 “限租护佃” 的布告， 打击大贪污犯， 办 了一些顺应民心的事。
程潜这样做的后果，无疑是在同蒋介石以及白崇禧打擂台，虽然招致二人的十分不满，但是由于我军已经开始南下打击国民党军，让蒋介石等人已经自顾不暇了。所以程潜也并未遭受太多国民党方面的惩戒。
但是与此同时，远在西柏坡的中共党中央却敏锐地意识到，现在的程潜，可能正在成为一支可以争取的力量，毕竟，他依旧是爱家乡，爱国的国民党将领。
如果要策反程潜，那么最好的方式就是找到一个中间人来“搭桥”，只有这样，才能先打消程潜的戒备心理和疑虑。
这样做，是方便做统战工作的。也就是在这时，地下党员余宏志突然想到了一个人，是谁呢？
就是十分具有进步思想，拥护共产党的程星龄。并且最为重要的，他还是程潜的族弟，如果能找到他，让他做程潜的工作，那么事情必然就能打开另一个局面.
湖南的和平解放，或许真的有可能变成现实。
虽然思路有了，但是如何找到程星龄却成为了摆在余宏志面前的一道难题。
因为拥护进步的共产主义思想，早在之前程星龄就被蒋介石以疑似共党的罪名羁押在台湾，现在要找到他，就必须要启动一些秘密渠道了。
余宏志找到和中共地下党有秘密联系的马子谷，请求他帮助找到程星龄，把他请回湖南劝说自己的族兄程潜为了民族大义，弃暗投明。
很快，程星龄就回到了湖南，他从亲情的角度出发，劝说程潜为了家人和亲戚朋友考虑，如果一直呆在国民党，难免落得凄凉的地步。也就是在这时，或许程潜的思想就有些动摇了。
与此同时，担心程星龄对于程潜的触动难以达到效果的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周里，也开始从别的渠道想办法，他指示余宏志，让他想办法联系到湖南大学教授李达.
通过李达认识了程潜湖南省政府的顾问方叔章，他思想进步，是拥护并且支持共产党的。
并且在当时的湖南，他是为数不多的可以对程潜进行劝告的人，两人几乎无话不谈。当方叔章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后，开始不断地和程潜进行交流。
方叔章对程潜说: “在当前， 你面前只有两条路可选择: 一条是主和、 反蒋; 一条是主战、反共。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蒋介石发动的内战失败已经是明眼人都可以看到的事情了，国民党政府一旦垮台; 能收拾中国的残局的，只有共产党.
如果现在不能及时趁早地脱离国民党，到共产真正兵临城下的那天，何去何从已经无可选择了。
应该说，通过方叔章和程星龄多次的劝告，很难说程潜没有一点思想上的松动。
但是即使这样，对于程潜来说，他仍然有一点思想上的包袱没有被卸掉。
程潜担心自己目前还尚在中共权威人士发表的关于“惩办国民党战犯”的名单中，担心自己一旦率领部下起义，那么事后会遭到清算。
当我党了解到目前程潜仍然存在的疑虑以后，就开始想办法进行“对症下药”。
1948年11月19日，经过省工委安排，请方叔章出面，在桃子湖他的家里设宴请客，应邀赴宴的有湖南大学教授李达、伍薏农，中国民主同盟湖南地下组织负责人肖敏颂，湖南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肖作霖，省政府秘书长邓介松，还有程星龄、 余志宏。
大家漫谈时局，各抒己见，李达直率地说: “程颂公应替湖南 3000 万人民着想，走和平道路; 蒋介石已管不着湖南了， 只有白崇禧这点残余武装，可能还要同共产党较量一下.
今后的问题是集中力量对付桂系，这一点要早有准备， 善于自处。” 在座的人员无不赞同李达的观点。
就在宴会结束以后，李达，方叔章等人又联系到了一直倾向于中共的程潜的儿子程博洪，向他讲述了里面的利害关系。
程博洪一贯倾向中共，他向父亲程潜宣讲中共方针、 政策， 用傅作义、李明灏等起义后受到共产党重用的事实作依据， 证明共产党是顾全大局，不计私怨的。
也或许是在亲情的感召下，程潜已经基本下定了要起义的决心，但是真正夯实程潜起义的决心的，还是1949年1月14日，毛主席发表关于批驳蒋介石的求和声明并提出 8 项和谈 条件后。
也就是在这时，程潜似乎要真正的下决心起义了。
下定决心以后，程潜开始着手做起了关于起义相关事宜的准备。
首先他先后驱逐了一贯反共的省参议会议长赵恒惕和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张炯，控制了省参议会和国民党湖南省党部。
程潜还采取了一些有利于湖南和平运动进展的进步措施， 如在湘停止征兵、 撤查省田粮处长黄德安、不向南京政府交军粮、扣留中央银行在湖南的金银、 抵制发行金元券、 释放在押政治犯等，这样做，完全就是在向中共释放自己的善意。
接下来程潜考虑到如果要起义，自己就必须完全掌握住湖南的局势，他开始调动军队。虽然目前自己能够调动6个整编的保安师，但是毕竟是地方部队，战斗力有限，况且起义一事需要保密
出于以上考虑，程潜和族弟程星龄商量调自己的学生，时任第一兵团司令，兼任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的陈明仁来长沙。
陈明仁带着自己的部下来到长沙以后，一见到程潜，就表示自己完全支持和拥护程潜的决定。
1949年6月下旬，程潜慎重地将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备忘录》书写在一幅白绫上，请湖南省工委迅速密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
中共党中央看到程潜和陈明仁以及国民党将领等人起义的决心以后，就开始着手准备后续事宜。
1949年的8月5号，中共第四野战军第138师趁着夜色，从东屯渡出发，经过五里碑，进入小吴门。也就是至此，中国共产党解放军算是彻底地站在了湖南长沙的土地上。
湖南宣布和平解放，但是令人很惊讶的是，原本在8月4号，也就是前一天就发给北京党中央的电文，党中央却迟迟的没有接收到。
这不禁引起了多方的疑惑，人们纷纷猜测到，究竟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让这封客观上确实存在的通电起义的电文不知所踪呢？
直到几十年以后，经过细致严谨的勘察，才终于揭开了尘封几十年的历史谜底。
原来，当时任省政府新闻处处长的刘伯谦在当时新闻界发布了即将起义的消息后，就在程元驱车陪同下，开往了长沙电讯局拍发了起义通电.
只是那时候，长沙地区的电台是不通向解放区的，直到8月12号以后，长沙的电台才能够传到党中央毛主席那里。
与此同时，随解放军南下到长沙的有新华社湖南分社和第四十六军支社，他们有责任报道程潜、 陈明仁等起义通电。
但是，湖南分社没有及时报道起义通电，第四十六军支社虽报道了起义通电，但发出的电文有错误，新华总社要求补发，此后湖南分社补发起义通电，但已延误了时间。
虽然事后党中央和毛主席还是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了批评，但好歹并未造成较大过错。
在1949年的10月1号，程潜作为爱国起义将领的代表，跟随着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广场，在那里，有着四万万中国人民的瞩目，他们看着这个正在建设着的新中国，看着那个生机勃勃的新中国，一扫帝国主义的阴霾，让中国人民真正的站了起来。
但是在历史的洪流巨浪里，在中国人民发展的桥头堡，正是还有着许多同程潜将军一样的爱国起义将领，顺应了历史的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