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论语》
君子不会夸夸其谈，做起事来却敏捷灵巧。
什么是君子？这个真没有一个可以一句话就可以说明白的。但是，古人给我们留下了君子应该是什么样的话，比如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
大概我们的文化植根于精耕细作农耕文明。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诚实对待田土，勤劳稼啬，就会谷粮满仓。培育出来了一种务实精神，实干总是比空谈更好。
正所谓实干兴邦，空谈误国。任何事情，都要付诸行动。一打纲领比不上一个行动。想法再好，不行动，依然只不过是一个存在于头脑中的想法而已，对于改变客观世界，丝毫不起作用。
贤德的君子，力戒夸夸其谈，做起事情来既敏捷又灵巧。敏于任事，在事上磨，通过一件又一件具体的事情来磨练自己。
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循序渐进地把每一个环节都做到位，精益求精地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到极致。
从来不急于求成，从来不痴心妄想，从来不做白日梦，总是通过自己的踏实苦干去赢得成功和未来。
圣贤的君子做起事情来，既有原则性，不去突破底线和红线，又有灵活性，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尽量多行方便，尽量多一点人文关怀，尽量多一些人情味。
只有拗相公，才会偏执，才会钻牛角尖，才会不通人情。如果一个人，不知道灵活机变，不知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非要不撞南墙不回头，非要一条道路走到黑，那就会失了人心，导致众叛亲离。
明末冯梦龙纂辑的《警世通言》，有《拗相公饮恨半山堂》，写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事。王安石告老还乡时，沿途所见所闻，都是百姓对变法的不满和怨愤，因之抑郁、悔恨而逝。文中写道：“因他性子执拗，佛菩萨也劝他不转，人皆呼为‘拗相公’。”
朱熹评价王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庶几复见二帝三皇之盛。而安石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奸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
中国近代演义小说作家蔡东藩《宋史演义》：上有急功近名之主，斯下有矫情立异之臣。如神宗之于王安石是已。神宗第欲为唐太宗，而安石进之以尧、舜，神宗目安石为诸葛、魏徵，而安石竟以皋、夔、稷、契自况。试思急功近名之主，其有不为所惑乎？当时除吴奎、张方平、苏洵外，如李师中者，尝谓其必乱天下。新法非必不可行，安石非必不能行新法，误在未审国情，独执己见，但知理财之末迹，而未知理财之本原耳。当安石知鄞时，略行新法，邑人称便，即哓哓然曰：“我宰天下有余。”不知四海非一邑之小，执政非长吏之任也。天下方交相诟病，而安石愈觉自是，黜陟予夺，任所欲为。至若登州妇人一案，较诸斗鹑少年，尤关风化，同僚谓不宜减罪，而彼必欲减免之，盖无非一矫情立异之见耳。夫朝廷举措，关系天下安危，而顾可以矫情立异行之乎？我姑勿论安石之法，已先当诛安石之心。
梁启超曾这样评价王安石这个拗相公：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悠悠千年，间生伟人，此国史之光，而国民所当买丝以绣，铸金以祀也。距公之后，垂千年矣，此千年中，国民之视公何如，吾每读宋史，未尝不废书而恸也。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则有克林威尔，而在吾国则荆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