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尔》：性别，权力与人的异化
作者：陈猫猫
在西方世界，男性，白人男性，年长白人男性，无论再不堪，似乎都有人包容或者纵容。年初看到哈佛学生罢上约翰·科马罗夫（John Camroff)的课，走到哈佛园，举着标语喊着口号，要求校方不再姑息这个性骚扰惯犯，令人心生一连三叠的感慨：哈佛居然连这么声名狼藉的人都姑息，只因他也是男人？他也好意思继续在学校上课，这是自欺欺人到什么程度？无论权力与权力如何相互护卫，权力的底层也会一起站起来吼，老子不服。
然而，倘若科马罗夫是个女人，肤色不变，甚至社会地位还可以更高一点：比如，一个古典音乐界的权威；政治身份还可以更左一点：比如，一个蕾丝边，那还会有高贵如哈佛的机构不惧流言保他吗？会有整个行业为他背书吗？托德·菲尔德（Todd Field）执导的《塔尔》告诉我们，不，不会。哪怕科马罗夫是如今最受民主社会欢迎的，一个年富力强站在金字塔顶端的白皮金发蕾丝边，她也会因为性骚扰声名狼藉，众叛亲离——然后远走东南亚。
/《塔尔》剧照
在《塔尔》的电影中，女主人公塔尔的身败名裂，体现了好莱坞电影人对metoo运动的批判性探索。一方面，metoo运动在蔓延全球时愈加“政治运动化”，简化了许多值得讨论的议题；另一方面，“政治运动”也很容易让弄潮儿因德不配位而沦丧。“运动化”的特点是树立对立，打击对立。这样，原本是打击权力滥用（abuse）和侵害（violation）的metoo运动，却因为最初揭露很多男性为主的施害者并保护女性为主的受害者，而被人有意无意地简化为“性别之战”。任何权力的申诉，都被标签为“打拳”。将电影《塔尔》置于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观看，主人公塔尔的塑造就有了超越性的价值。她的音乐才华和和她的人性堕落，艺术性地揭露——沙文主义者不唯是男人。
/《塔尔》中的凯特·布兰切特
Tár
非关男女
“这部电影不是关于女性的电影，而是关于人和人性的故事。”某种程度而言，凯特·布兰切特的评价十分中肯。她饰演的女主人公莉迪亚·塔尔是一个丰富到无法用性别来定义的角色；塔尔卷入的罪与罚,非关性别，而是权力。
突破重重玻璃天花板，成为柏林爱乐指挥，塔尔不计心血不惜手段，背后倒下一个个，对她再无利用价值的精英、白种、老男人。电影开头，塔尔赤脚踏过满地唱片，用脚挑选下个演奏曲目。她的狂妄，在踩上《马勒第五交响曲》时达到高潮。阿巴多在案头翻阅曲谱的照片，已经让这张唱片的封面成为经典，所以这一幕，塔尔脚踏的是马勒和阿巴多两位德奥男性音乐巨擘。这本应象征女性主义的胜利，将男性偶像打倒在地并踏上一万只脚。可是，为什么感觉这么不对？
/《塔尔》剧照
场景一转到了裁缝店。量身、制版、裁剪、缝纫，各个部门的运作如同交响乐团一般和谐，不同的是，每个人都伛着腰身服务她，生怕自己的存在太明显，塔尔的活动却旁若无人。影片中我们常常看到男人坦然地在地铁上占用两个位子；但是，当塔尔，一个女人，如此使用公共空间时，我们觉得她“肆意”得如同“男人”，是的，“目空一切”的塔尔宛然就是她踩在脚下的“男人”。
/《塔尔》剧照
所以，践踏了男性偶像，并未让塔尔成为反抗强权的女性偶像；成为“偶像”的她，也如每个“强权”般，践踏和剥削弱者。塔尔对她的乐手冷酷刻薄。哪怕是在乐团支持过她的资深音乐家，她也轻易的弃如敝履。塔尔把助理当作佣人，丝毫不考虑她多年的音乐训练，从未给她任何机会。她的妻子也深知，他们的婚姻是塔尔利益的考虑，因为作为乐团首席提琴家的妻子，是帮她获得柏林爱乐指挥棒的最便利的捷径。塔尔是那么“男人”——包括凭借地位和权力诱捕猎物，也如“男人”般娴熟自洽。哪怕对象和她一样是通过奋斗成就自己的女性音乐家，在塔尔眼中也只被矮化为性的对象。
头上的光环和手中的特权，帮塔尔更容易地设下围猎的圈套。如果她是一个男人，人们会说，在午餐会和小班课上引诱俄罗斯少女的她，像风流多情的瓦格纳、海明威、毕加索 ，或者是特朗普……。在塔尔身败名裂众叛亲离后，她就像每个平庸的“white trash”一样远走东南亚，在“按摩”店“选妃”——因为哪怕失去一切，她还有一身白皮的“特权”，还可借此来剥削更边缘的女性。所以，滥用地位和资源侵占他人，不是性别的问题，女人也可以如“男人”一般加害，男人也可以如“女人”一般受害。
/《塔尔》剧照
Tár
性与权力
女性主义学说认为，生理的性是先天的，但是“男女之别”的“性别”则是后天的，是社会和传统习俗赋予人的角色，每个人再根据社会和家庭的期待去扮演“女人”“男人”。另外，父权制对人类历史的统治让男性常常占据着文化经济和社会资本。利用这些资本来侵害他人的人，往往是男性。因此，在自由与平等的战斗中，常常出现简化的“男女对立”，认为平等只是男性和女性的平等。其实，父权制中处于“男人”以下的，是所有的边缘群体，包括女性，性边缘人群，残障人士，儿童，少数族裔，动物。在某些语境下，也包括失去“男人”优势的男性，比如种姓制度中的低种姓群体，种族隔离中的少数族裔，体制中的底层公务员等等。
2018年，纽约大学著名教授Avital Ronell，被她年轻的男研究生控告性骚扰。在这场围猎中，她的年龄和体力劣势都被她的地位和资源优势反超，矮小的老年女性不用暴力也可以强迫高大的青年男性放弃人身自由。Ronell就像每个典型的“学阀”，凭借学术资源和名望，侵害自己的研究生。在这场围猎中，Ronell的推荐信就是权力的武器，把女性主义学者的她变成了“他”；而生理男性的他，则成了被诱捕的“女人”。
/《塔尔》剧照
其实，Ronell不是直女，而她的学生也不是直男，Ronell的侵害甚至不是性的目的，而是权欲的发泄。所以福柯认为，性关系是权力关系。性犯罪，则是以权力为武器进行人身侵害，有暴力的形式侵害他人的身体，也有非暴力的形式摧残他人的灵魂，或者两者兼备。
《塔尔》就是这样一个犯罪者，权力是这场犯罪的内核。电影中，冰冷的白光常常把塔尔的额头，颧骨和金发勾勒得锋芒毕露。廓形外套和她外展的体态，在视觉上呈现出攻击性。柏林爱乐团的指挥，历史上，是只有“德奥天主教男性”（Austro-German church-going white guys)才能坐上的交椅，塔尔以一个美国女同性恋者的身份颠覆了乾坤。这倾世的地位，全都来自塔尔凌厉的手段加上过人的才华。朱莉亚音乐学院的10分钟长镜头，表面是塔尔对媚俗学生的嘲讽，实际是当今西方社会的几种“政治正确”的身份和力量间的角力。
/《塔尔》剧照
塔尔和学生麦克斯，凭借各自“正确”的政治身份获得了某些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塔尔是白种女同性恋学术权威；麦克斯是少数族裔泛性别（BIPOC Pan-gender）年轻男性，他们争论的是，政治极其不正确的“厌女症”巴赫是否应当被打下神坛。主张“社死”（cancel）巴赫的年轻人，自认站在边缘群体的立场，要打倒“德奥白种”音乐权威。塔尔讥讽的则是这种非此即彼的“斗争”思维。她认为只有面对和承认经典，通过学习提升自我，才能在意识形态和艺术上都产生超越性。麦克斯没有意识到，为推翻而推翻也是一种暴行，通过“暴力”上位的边缘群体也会成为被推翻的霸权，就好像参加了革命以后，阿Q也学会了摸小尼姑。
不过，说出巴赫厌女时，年轻的麦克斯腿在抖，声音也孱弱，因为舞台上的她，对无名之辈的他有压倒性力量。在仰拍镜头中，塔尔居高临下，麦克斯则尽量把自己的身体缩小。塔尔语调讥讽，动作夸张，邀他上台。众目睽睽之下，麦克斯竟然无法拒绝，哪怕他年轻高大，有让巴赫“社死”的勇气。那一刻，作为男性的麦克斯，无法拒绝。
/《塔尔》剧照
然而，最致命的是塔尔在他大腿上轻轻一拍。在男教授都不敢随意触碰女学生身体的纽约，塔尔拍得理所当然。因为她是有正确的政治身份的蕾丝边艺术权威，所以他的身高、性别、意识形态优势包括他的尊严，全都不值一提。不对等的权力给了塔尔肆意的狂妄，女性的性别劣势因为权力加持变成了性别优势，让她理所当然地，在公开场合，对他人进行性和精神层面的双重骚扰。
Tár
权力的异化
所以，《塔尔》故事打破了性犯罪中“男女对立”的思维定势，并进一步揭示出性犯罪的权力结构。权力的游戏，常常悄然无声，犯罪者通过资源和权力优势，对弱势群体进行肉体和/或精神的侵害，这是为什么jingyao和弦子百口莫辩。社交网络的崛起，改变了“悄然无声”的状态，帮助伊藤纱织们获得稀薄成功。然而，网络的力量如果不加反思而如政治运动般风行，其实会反噬民主自由的初心。其实，任何权力如果不加约束，最后都腐败堕落。《塔尔》电影最难能可贵的地方，正是在于对塔尔的异化的揭露。
/《塔尔》剧照
电影的前半部分，大致是从他者视角展现塔尔的异化。在视觉上，《塔尔》的色调与构图冷淡疏离。玻璃、钢筋、原木将画面切割成锋利的几何图案，就连纽约都呈现出与柏林一般的秩序感和完美性。那是文化精英们的世界，毫无烟火气，世俗感情似乎也不能出现其中。母亲想与塔尔晚餐，需要打电话给助理预约，而即使如此，塔尔也避而不见。这样，在开头的纽约部分，塔尔的生活往来无白丁，仿佛没有人间牵挂。
电影后半段，声名狼藉的塔尔，像丧家狗一样逃回斯坦顿岛母亲的家。和塔尔在柏林充满设计感的公寓不同，这栋小楼，逼仄昏暗，塞满几十年前的地毯和家具，处处渗透着工人阶级审美，很难与云端之上的塔尔联系起来。所以电影开头，塔尔对母亲置之不理，是好不容易爬到象牙塔顶端的精英与平凡出身之间划清界限。
/《塔尔》剧照
这就是权力对塔尔的异化，为了获得象牙塔尖的权力，来自斯坦顿岛的琳达·塔尔，背叛了原本的名字和家人；站在象牙塔上，成为莉迪亚·塔尔的她又因为权力而膨胀，丝毫不在乎出轨对妻子和女儿带来的伤害。原来，被塔尔间接逼迫自杀的克里斯塔并非第一个受害者，而在她已濒临“社死”边缘时，还觊觎着新来的俄罗斯少女音乐家。
从琳达变成莉迪亚，塔尔就像每个吃尽种族、阶级和性别红利的“他”一样，相信自己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把凡夫俗子当作草芥，哪怕她原本是乘着“自由”“民主”“平等”和“多元”的好风才成为“女神”。塔尔的堕落让人看到，一个曾经有那么多“对”的文化精英，因为拥有了过多的权力而腐败，乃至变得全部都“错”。权力带给人的堕落是不分性别的。metoo运动绝对不是也不应该是“男女对立”的性别之战，而应当弱势群体对特权阶级的反抗。女性主义也不是女人对男人的挑战，而是以女性为主，但也包括所有边缘群体的，向父权社会要求人之为人的权力和尊严的斗争。
/《塔尔》中的凯特·布兰切特
- 作者简介 -
陈猫猫
俄勒冈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系博士，电影研究者。著有《Multiethnicity and Multilingualism in the Minor Literature of Manchukuo》（《Positions：Asia Critique》，2002年5月），《Women’s Mobility and Autonomy on Manchukuo’s Film Screen》（《Jump Cut》2018年58号）。亦有《侯麦镜头里的夏天》《从罗马到镰仓，给女人栖息的一方庭院》等中文影评发表于JustLuxe。现任教于纽约斯坦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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