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绞杀了李大钊。
张学良对鉴赏文物颇有经验，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与故宫博物院的“不解之缘”。
1927年8月，张作霖率东北军入关，在北京主持北洋政府，宣布成立“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该院原有的清室成员大都被解职，张学良被聘任为“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委员，王士珍为委员长。
同年 10月中旬，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召开会议。张学良当时正在滦州驻军，没有时间脱身赴京开会。他曾给王士珍写信说明情况。
张学良与故宫博物院的关系密切。早在1924年，冯玉祥将军发动北京政变，将逊清皇帝溥仪逐出紫禁城，次年10月10日，即宣告成立故宫博物院，其最初的组织机构是“临时董事会”和“临时理事会”。该组织成员与端纳等在乾清官由史学、文学以及军政各界的许多知名人士组成，设有二十一名董事，张学良便是其中之一。
1926 年，段祺瑞政府企图改组新生的“故宫博物院”，将其重新交给清室控制。针对段祺瑞政府的这一阴谋，故宫博物院设立了由各界名流六十人组成的“维持会”，张学良也是其中之一员。
这次，张作霖单方面成立了“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张学良被聘为委员。在该组织任职不足八个月，南京国民政府便对故宫实行接管，张学良又被推举为理事，尔后又担任董事。
每年太平花盛开时节，故宫博物院在御花园举办茶点招待会，张学良都被邀请到会。
在任职期间，张学良对购买和收藏古书画的兴趣更加浓厚。当时，故宫书画陈列室的历代书法名画展览经常更换，张学良便以个人身份前来欣赏，并以此为参考，验证自己藏品的真伪,从中积累了鉴赏文物的经验。
1996年6月，张学良在接受哥伦比亚大学张之丙教授采访时说 :“我与北京故宫有特殊感情，我多次去那里参观或开会。1931 年以前，故宫的管理体制做过多次改动，每一次都有我的参与管理。我不仅担任过管理委员，还担任过故宫的理事和董事。”
1927年3月，张学良统率部队驻扎在津京一带。东北军总部设在北京。此间，他率第三、第四军团 所辖的6个军，沿京汉铁路线南下
消灭吴佩孚的靳云鹗部于郑州和开封之间，以期与北伐军对抗。
这年春，张作霖与蒋介石之间已有勾结，策划“南北妥协”“共同反赤”。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此前，4月6日
，张作霖下令北京警察厅搜查苏联大使馆，逮捕了中共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等三十五人，并于4月28 日下令绞杀了李大钊。
这年5月，张学良率十万余人的部队，沿平汉铁路线推进，窥视武汉。在豫南大战中，张学良指挥第三、四方面军与北伐军作战。在奉军占领郑州后，张学良再不愿与北伐军作战。于是,他未经父亲同意，就给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连发三封息兵言和的电报。他还派葛光庭去南京治谈停战议和之事。而后，蒋介石派何成到新乡，劝说张学良响应三民主义，把军队改为国民革命军，完成国家统一。
5月28日，张学良违抗父命，放弃郑州，撤兵黄河北岸。北退时，他下令保存了郑州军火库和黄河大桥，还给北伐军留书信一封，以表示无敌意。
当有记者问张学良“为何不息内争一致对外”时,张学良答:“我为军人，只知服从。我崇信旧道德，忠孝两字，绝对遵守，大局主张，固另有主宰者。”
张学良虽然是这么说，但是内心是彷徨苦闷的。
5月30日，张学良写信给在日本留学的二弟，表明了自己不愿打内战的爱国爱民思想。张学良在信里写道:
“二弟手足:
前函谅达，弟能知在异邦奋勉，不贻国人之羞,不丢父母之脸，兄喜甚。我弟论及东瀛人士皆能努力前程，非同吾国之军阀官僚日以大烟麻雀为生活者可比，兄闻之更快甚，觉我弟知识高进矣! 但望我弟永远保守此种思想，将来学成归国，勿践旧官僚之臭习，是为切要。兄军不利，退守河北，致弟书之际，正各路纷纷告急之时，但兄处之坦然，因上不愧天，俯不怍人,自念纯为国战争，非如他人争地盘而来，因愤党军受苏俄红帝国主义所唆使，所以奉命讨之,但一念同是同胞，自相残杀，心中又怏怏焉。如有对外征战，则兄马革裹尸，虽死无恨也! 切望我弟勿入学习院，那是贵族式学校。要知我弟兄力谋平民生活，勿染受贵族教育习惯为盼!我们将来要为中华民族造幸福，不是为个人谋荣华富贵也! 盼弟在东留心他们平民生活状态,研究他们一般社会真精神，弟有什么感触常常以告兄为盼。祝你健康!
大哥良手奏
(民国)十六(年)、五(月)、三十(日)
6 月初，张学良以个人名义从新乡前线给蒋介石拍发电报，希望停止内战，共商国是。
此后，张学良又致电阎锡山，要求顾全大局，避免军事冲突。
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怀仁堂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组织“安国军政府”; 同日发表“反赤通电”，准备与蒋介石的北伐军讨价还价。
8月初，张作霖为防备阎锡山突然袭击，特命张学良、韩麟春对所部积极补充军需，加强训练。张学良指挥部设在北京光明殿，军队驻扎在京绥、京汉铁路沿线。他临时编成三个校阅军容委员会，于中旬出发，到各部分头校阅部队。
9月中旬，阎锡山令部队向新乐东长寿的奉军袭击。
张学良、韩麟春急令驻河间、任丘、博野的部队星夜兼程，从定县对阎锡山军队进行侧击。经三昼夜激战，阎军支持不住溃退。
10月上旬，傅作义的先头部队乘虚攻占涿州火车站。张学良接受父帅张作霖之命，速派所部应战，并限期部队收复失去的涿州火车站。中旬，张学良率部四万余众，开始了奉晋两军的涿州之战。奉军主攻，以张学良为 总指挥; 晋军主守，以傅作义的第四师为主力，约一万人。张学良的部队围困涿州两个多月，使傅作义部队军粮净尽。阎锡山见涿州已失去战略作用，授意傅作义与张学良停战谈判。本来，张学良不愿意进行这场战争，见傅作义求停，便同意谈判。
于是,12月30日,奉、晋两军通电宣告停止军事行动。
1928年1月6日，傅作义大开涿州城门，亲自带领高级军官幕僚，在南城门外，列队欢迎奉军入城。
张学良将傅作义安排在保定居住，待为上宾。尔后，傅作义部队徒手开赴黑龙江被张学良收编。9日，蒋介石开始动员北伐。张作霖为了应付局势，命令张学良军团开赴河南邯郸以南，防备冯玉祥军队的进攻。
同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 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总司令。南京政府决定再次北伐。
这年2月，冯玉祥与蒋介石在徐州会谈后，调动军队北伐奉军。张作霖得知这一情报后，于3月在北京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张学良与杨宇霆参加这次会议，制定作战方案。会后，张学良立即返回保定，准备与冯玉祥作战。他命令部队务于 26 日 前到达指定防地。
1928年4月1日，张学良、杨宇霆率参谋处及各处部分人员乘专车由保定开赴邯郸，并在火车上暂设前进指挥部。翌日，张学良、杨宇霆召集前方将领军事会议，部署了作战方案: 命令于学忠、戢翼翘、富双英及骑兵第一、二军，以戢翼翘军为中心，开始前进，于4日拂晓向丰乐镇一带的冯军进攻; 炮二旅以一部分在戢军后方，以一部分在于军右后方，协助进攻; 各骑兵军掩护奉军侧翼，并发挥包围打击冯玉祥军队的威力; 铁甲车沿铁路前进，掩护部队进攻; 侦察机在天空，协助前进，收集情报。
张学良，杨宇霆部署完毕后，拍电邀请第七军团长褚玉璞来邯郸会面。4日当天，褚玉璞就来到邯郸。张学良、杨宇霆在火车上同褚玉璞进行了秘密商讨，双方同意进行军事联防。
在张学良指挥下，奉军进攻了一天一夜，冯玉祥军队就支持不住了，于5日退守到漳河南岸。6日，张学良、杨宇霆乘专车赴石家庄，对进攻阎锡山的部队进行视察。他们亲临井陉和石家庄西方前线，指导方略后，于10日返回邯郸。据密报，阎锡山有抽调大部骑兵绕攻万军左翼并袭击京汉铁路的意图。为确保京汉铁路中段安全，张学良立即召见谢珂面授机宜，命令他即日到井陉同荣、胡两位军长商议，调丁喜春师到赞皇于军的左翼布防，担任掩护京汉铁路的任务。
4月下旬，张学良、杨宇霆在津浦线的部队作战失利，于是天津告急。此时，蒋介石率领北伐军沿津浦铁路攻打奉军，直逼京津。冯玉祥率领的西北军于陇海、津浦两线，逼迫张宗昌和褚玉璞的“直鲁联军”节节败退。阎锡山的“晋军”又猛攻龙泉关。
在这种形势下，北京政府命令张学良、杨宇霆部队全部转移到滦东集结。28日，张、杨在邯郸下达了撤退的命令后，乘专车到石家庄，召集攻击阎锡山的营长以上军官会议，传达张宗昌在津浦失利的前后经过及撤军原因。
5月上旬，张学良和杨宇霆由保定回北京。张学良住在万字廊，每天到设在光明殿的军团部处理公务。他在撤退前写给在日本留学的二弟张学铭的信中说:“我们要为中华民族造福，不为个人谋荣华富贵”,“兄弟奉命征讨，但一念同是同种，自相残杀，心中又怏怏焉。如有对外征战，则兄马革裹尸，死无恨也。”他屡次建议父帅张作霖“罢兵息争”，退回东北,“防止日本有所异动”。这次，他再次建议父亲: 停战议和，撤兵关外。这位“安国军”大元帅张作霖感到大势已去，便接受了儿子的建议。
5月10日，张学良在复上海总商会要求停止内战的电文中说:“人之欲善，谁不如我，频年戎马，夫宁本怀?”又说:“人方利用外争，以息内讧，我乃增长内乱，以召外兵，此中是非，宁待再论?”他表示:“南北双方，彼果无弯弓射月之诚心，我确有免胄寻盟之真意。”
5月17日晚上，张作霖与日本胜华公使芳泽谦吉发生了面对面的严重冲突。张作霖说:“我这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做这样叫我子子孙孙抬不起头来的事情!”张作霖之所以这样发 怒，是因为芳泽来见张时，向他提出签订中日合资修筑吉会铁路合同的无理要求。芳泽诱惑说:“如果答应这个要求，日本可以设法阻止北伐军渡过黄河。”张作霖对芳泽的诱惑并没有动心，正气地回答:“我们家中事,不劳邻居费心。”芳泽问:“你们打得过北伐军吗?”张作霖说:“若打不过他们，我们可以退向关外。”芳泽威胁道:“恐怕未必能回去吧!”张作霖斩钉截铁地说:“关外是我们的家，愿意回去就回去，有什么不行。”张作霖拒绝了日本提出的种种要求，包括“开矿、移民，停建葫芦岛港，新的二十一条”，深为日本痛恨。
5月30日，张作霖召集张作相、张学良、杨宇霆等人紧急会议，决定奉军总退却，放弃保定,北撤抵京。奉军在北京做暂短停留后，准备撤往琉璃河。
这次，张作霖坚决不同意用日本军队对抗北伐军。他说:“妈拉个巴子的，我们中国人打中国人已经不对了，怎么可以叫外国人来打中国人?”张学良听了，极力赞成父亲的话，反对“同种相残”。此时，张宗昌猖狂地主战，要与北伐军拼死决战。然而，张作霖选择了儿子张学良的和谈微军之主张: 奉军撤离京津。张作霖把和平移交北京的谈判交给张学良主持。
6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批准双方议定的条件。由于张学良力主和平易手北京，终使这座古都免于战火。
1928年6月3 日凌晨，北京从西城后沟沿的顺承王府到前门东车站，沿路上奉军的卫队、岗哨林立，警备森严。2时15分，大元帅张作霖的车队从中南海启行，驶进了前门火车站，军乐队立即奏起军乐。车队中乘坐第一辆车的是军政府总理潘复，他首先下车，接着是各总长、侍从武官以及其他重要府院的文武官员。张作霖从第四辆黄色大轿车下来时，张学良与杨宇霆、孙传芳等人上前迎接，一一和张大帅握手告别。
停在站台前去奉天的“泰山号”曾是当年慈禧太后所乘的专列，共有七节车厢，造型精美，富丽堂皇。张作霖乘坐在列车中间的蓝色铁甲车厢里，由潘复和鲍贵卿陪伴。于是，“泰山号”专列准时由北京向奉天方向驶去。这就是张作霖以大元帅名义入主北京到败退离京的最后一幕。他虽然表面维持镇静，但内心则是不胜感慨及颓丧。
此时，张学良却比他老子更有另一种感受:一种曲终人散的唏嘘，一种万般有了解脱的平静，因为他并不觉得这幕来得太突然。早在一年前,父帅在参与中原内争时，他就向父亲苦谏过，但张作霖不听。张学良作为军人，张作霖的儿子，只有以服从军令来做老子实现野心的工具。眼下，父帅撤退离京，张学良又只好奉命暂留北京，处理军事上的这场残局。
此时，张学良正处在国民革命军的三面包围之中。晋军威胁到察北，并隔着北拒马河呈直搏北京之势，而津浦路上的直鲁联军，在由徐州北上的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和冯玉祥部西北军的压力之下，竟一泄而下。在这样的形势下,张学良和杨宇霆自然不能在北京长久留驻下去。他们最重要的任务是指挥统辖的第三、四方面军安全地向滦河一带集中，然后再考虑如何安全地撤出关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