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4月5日，88岁的蒋介石离开了这个让他爱恨交加的世界。他临终留下遗言，棺材不落土，期望有一天能葬到大陆故土。
当毛主席得知蒋介石离世的消息后，沉默了好一会，只说了一句“知道了”。那天，毛主席只吃了一点东西，在沉默中把《贺新郎》的录音放了一天，他时而躺着听，用手拍床击节咏叹，神情悲怆。
主席不只是为自己的一生对手离去而感到悲伤，也为了大陆与台湾和平统一的再次搁置而感到遗憾。
蒋介石虽然战败偏安台湾，但他没想过要搞什么台湾独立，而是一心想要回归大陆。蒋介石还活着的时候，大陆和台湾曾经有过三次和谈，两岸和平一统马上就要进入到实质性接触，然而这一切随着蒋介石的逝去再次沉寂下来。
说起这三次和谈，就不得不提起两个人：章士钊和曹聚仁，两人都是著名的爱国人士，一心期盼祖国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
章士钊
章士钊曾作为南京政府代表团代表参加过北平和谈，因国民党政府拒绝签订双方代表草拟的协定，乃留居北平，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并被推选为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委。
曹聚仁
曹聚仁：民国记者、作家，周恩来总理盖棺定论称赞他为'爱国人士'，他是章太炎的学生，鲁迅的朋友，陈毅至交，蒋经国挚友。
两人的身份经历使得他们有了作为两岸信使的先决条件，再加上他们的爱国热情，成为了两岸密谈的中间人。
抗美援朝结束后，随着国际形势趋于稳定，中央对台湾的政策也由过去单纯靠武力解决的方针，改为武力解决和力争和平解放相结合的策略。
1955年5月，周总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向世界宣布：“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
毛主席也表示，我们跟台湾要“和为贵”。
章士钊敏锐的感觉到，国共两党新一轮的谈判机会就要来了，他主动向周总理请缨去香港，找在香港的国民党老友，寻求途径与老蒋联络，争取实现国共谈判。
毛主席和周总理同意了章士钊的请求，中央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让章士钊通过关系转交给蒋介石。
1956年春，章士钊带着这封信来到香港，与国民党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相见。许孝炎非常激动，立即飞往台北，将中央的信交给了蒋介石，并将他与章士钊的会谈情况向蒋作了报告。
蒋介石听后，反复看了几遍信件，信中的方案非常有诚意：
第一，由中央统管辖外交外，台湾的一切军政由蒋介石管理；第二，中央政府可以拨款补助台湾建设；第三，台湾改革尊重蒋介石意见；第四，国共双方不做破坏对方之事。
这封信信中结尾还特意说明“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要知道蒋介石曾命人破坏过毛主席家乡的祖坟，蒋介石退守台湾后，也曾非常担心自家的祖坟遭到破坏。
信中殷切希望蒋介石能回故乡看看，然而蒋介石只是沉默不语，许孝炎在失望中离开。
蒋介石对大陆的和谈呼吁是有疑虑的，1956年7月，蒋介石把曹聚仁秘密召到台湾，想请他以中立的身份到访北京，为两岸沟通联系架起一座桥梁。
由于曹聚仁与儿子蒋经国的密切关系，曹聚仁显然是一位可以作为“自己人”的中间人。
1956年7月16日曹聚仁到访北京，受到了周总理的亲切接待。
会面中，曹聚仁问周总理，和平解放台湾的“票面”有多少实际价值，周总理回答他，和平解放台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价值完全相符。
“我们对台湾，绝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中共说什么，要怎么做，从来不用什么阴谋、玩什么手法的。中共决不做挖墙脚一类的事。”
曹聚仁还到访了浙江奉化溪口，替蒋介石看了看他老家墓地保存情况如何。当得知母亲墓地被修缮得十分干净，蒋氏故居还有专人看护时，蒋介石良久不语，心里十分感动。
大陆的反应让蒋介石看到了诚意，1957年年初他把孝炎召回台北，决定派人到北平“打探中共是否以呼吁和平为烟雾对台使用武力，以便制定相应对策”。许孝炎推荐了三个人，他们分别是童冠贤、陈克山和宋宜山，蒋介石选中了一向对自己“忠贞不二”的宋宜山，让他以探亲的名义到北京。
宋宜山是蒋的学生，其胞弟宋希濂为国民党名将，当时正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
1957年4月，宋宜山来到北京。周总理在北京东兴楼饭店会见了宋宜山，亲切地对他说：我们都是一家人嘛！希望我们还会在一起合作。
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与宋宜山商谈，李维汉提出了四个条件：1、两党可以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2、台湾可以作为中央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享有高度自治；3、台湾地区的政权仍归蒋介石领导，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中央政权的领导；4、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
宋宜山喜形于色，他仿佛看到了两岸统一的伟大时刻，兴奋之际根据北京之行写成了15,000字的观感报告给蒋介石。
报告中出现大量对大陆的褒奖溢美之词，这让蒋介石大受刺激，非常恼火，他怒斥宋宜山“立场不够坚定”。这时，大陆开始反右斗争，蒋介石借此找个借口关上了双方进一步接触的大门。
第一次和谈虽然没有结果，但是双方刚刚建立起的沟通渠道，在不久之后的金门危机中，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58年，蒋军在美国的支持下，不断轰炸福建，骚扰江浙，并提出“反攻大陆”的口号。人民解放军海、空军部队迅速反应。
1958年8月23日下午，近3万发炮弹从厦门飞向金门国民党军阵地，前后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击毙击伤国民党军官兵600余人，两名美军顾问也在炮击中丧生。
毛主席表示，炮击的主要目的“不是要侦查蒋军的防御，而是侦查美国人的决心”。不久，中共中央下发指示，要求炮击“必须有节奏，打打看看，看看打打”。
9月4日，炮击暂停。同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发表声明，表示美国负有条约义务保卫台湾。9月8日，3万发炮弹再次射向金门。
9月30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放出风来，表示美国“没有保卫沿海岛屿的任何法律义务”。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随后亦表示，在外岛驻军并不是一件好事情。
在金门危机期间，毛主席、周总理曾多次接见曹聚仁，指出美国目前是虚张声势，让曹聚仁转告台方：美国可以公开同我们谈，为什么国共两党不能再来一次公开谈判呢？
10月6日，毛主席起草、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签发的《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宣布停止炮击7天。并提出：“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30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
但台湾方面对再次谈判采取了装傻充愣的态度，不表态，拖了起来，一晃就是几年。
然而这一切，随着一个人的再次出现，和谈再次迎来了转机。
1965年7月20日，李宗仁返回祖国，给台湾国民党当局以极大震动。蒋氏父子一看这情形也展开了行动，蒋经国亲自到香港接曹聚仁秘密抵达台湾。
曹聚仁先飞往北京，与中共领导人商讨了谈判的大纲要目，再返回返回香港与蒋经国去台湾见蒋介石。
这是最接近成功的一次和谈，蒋氏父子有了具体的诉求，在曹聚仁介绍北京的条件后，蒋氏父子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经过几次讨论，很快达成六项共识，其主要内容为：
一、蒋介石回大陆仍任国民党总裁，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
二、蒋经国任台湾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其他政务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20年期满再洽商。
三、台湾不接受美国任何援助。财政上困难由北京补助。
四、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4个师。
五、厦门和金门合并一个市。
六、台湾现任官员官阶和待遇不变。
然而1966年，大陆发生了震天动地的文化革命。蒋介石他搞不清大陆在干什么，对国共重开谈判产生了疑虑，担心对他有什么不利，于是又改变了主意，放缓了与大陆的接触。国共两党重开谈判之事再度触礁。
随着中日建交、中美建交，台湾被驱逐出联合国，中国的国际环境越来越顺利，而台湾的国际处境越来越尴尬。
这时候，中央再一次把和平解决台湾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此时，曹聚仁已于1972年病逝，90岁高龄的章士钊得到中共的想法后，再度请缨当联络员。然而这样高的岁数，在过度的兴奋及对香港气候的不适，终于造成身体不支，章士钊于7月1日病逝，两岸失去了最好的桥梁。
此时的蒋介石也年事已高，有了叶落归根的想法。1975年元旦，蒋介石发表了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复国”文告。
蒋介石将这一使命交给了国民党元老陈立夫，陈立夫通过秘密渠道向毛泽东发出邀请他到台湾访问的信息。
对于蒋介石身体状况的忧虑，陈立夫的心情非常迫切，想尽早促成统一大业，在大陆没有回音的情况下，他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了《假如我是毛泽东》一文，殷切希望毛主席或周总理到台湾访问，重开谈判之门。
陈立夫
毛主席看到后，立即做出了反应，让时任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代表他去台湾访问。
这一年，大陆为了表示和谈的诚意，连续特赦了在押的战争罪犯293名、美蒋特工95名、武装特务船员49名，大陆表态对这些人员愿去台湾的给路费。
对于这一次的和谈，双方都在积极努力，然而这一切随着蒋介石的逝去再一次以遗憾搁置。
这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天下大势浩浩荡荡，势不可挡，两岸统一近在眼前，期待早日去台湾省自由行的那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