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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末代皇帝溥仪在北京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病逝，虽然曾经是皇帝，但他已经没有任何资产。
他在新中国生活期间，娶了最后一任妻子李淑贤，然而他的妻子李淑贤却为了他的遗产打了十年官司。
溥仪究竟留下了什么遗产呢？而李淑贤又是跟谁打官司呢？
溥仪作为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位皇帝，在国内外的知名度是非常高的。
但实际上，人们普遍知道的也只是他做中国皇帝的那几年，以及后来又做了伪满洲国的皇帝。
至于他的其他事迹，特别是在新中国生活那个时期的事，则鲜为人知。
1912年，清王朝垮台的时候，溥仪才六岁。
根据民国政府给出的清室优待条例，他得以继续在紫禁城中做小皇帝，设小朝廷。
逢年过节，袁世凯等民国大员还会去给他送贺礼，他的待遇已然超过了历史上所有的亡国之君。
但是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溥仪，心理十分不健康，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得扭曲。
一方面，他是在“唯我独尊”的环境中长大，不知道什么是忍耐和尊重。
另一方面，他又通过庄士敦等人接触到了广阔的天地，有一定程度的现代人文素养。
传统思想和西方思想在他的体内来回碰撞，使得这具年轻的肉体时常表现出异于常人的情绪和行为。
若他能一直呆在紫禁城中，遗老遗少们一辈子尊他为皇帝也就罢了。
但到了1924年，溥仪被赶出紫禁城，他的皇帝尊号也被彻底取消，每年的安家费也没有了。
失去皇帝的冠冕之后，变成普通人的溥仪非常得脆弱，他没有什么谋生能力，只有不断变卖家产。
而且，出了紫禁城的溥仪很快被日本人盯上。
日本人想通过溥仪来控制东北，所以将溥仪请到天津日本租界，好吃好喝供着。
1934年，日本人扶持溥仪做了伪满洲国傀儡皇帝。
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溥仪被苏军擒获，关押5年，1950年被移交给我国。
我国政府将溥仪作为战犯继续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了整整十年。
十年间，在工作人员的鼓励和要求下，溥仪开始写认罪书性质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
我们开头所说的溥仪的遗产，其实就是这本书。
一本书是如何成为遗产的呢？又是怎么引出一场官司呢？
其实说句玩笑话，要怪就怪溥仪文笔不行，使得这本书经过了不少人的润色，而这本书后来又大卖，就造成了版权牵扯不清。
就连在管理所中所著的《我的前半生》最原始版，都不是溥仪亲手所写。
谁写的呢？是溥仪的弟弟溥杰写的，溥仪只是口述。
别看溥仪做过皇帝，读过古今中外不少书，实际是个二脚书橱，写文章憋不出一句囫囵话。
起初是溥仪自己写，但管理所领导一看直摇头。
不写又不行，当时的日本战犯没事就喜欢写忏悔录。
后来形成了一种不成文的规定，所有战犯都要写忏悔录、认罪书什么的，并以此来作为评定个人改造程度的指标之一。
那就只好找个人来替他润笔了。
作为溥仪的亲弟弟，溥杰自然是最合适的人选了。别看溥杰名不见经传，其实是个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他多次前往日本留学，还娶了日本大族嵯峨氏的女儿嵯峨浩，一度是日本预备用来接替溥仪的人物。
溥杰不仅文化水平较高，而且他与溥仪有很多共同记忆，在他们父亲的醇亲王府和紫禁城中，他们都一起生活过。
对于溥仪没有想到的细节，溥杰也可以做一个补充。
这本书从1957年开始写，大概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写成，共有四十五万字。
这本书写成之后，内部印刷了60册，分别送给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干部阅读。
毛主席和周总理等人阅读过之后，都觉得写的不错。
不是文笔优美，而是对自己的历史错误交代得比较清楚，且对于研究清末历史很有价值。
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认可之后，有关部门马上又印刷了四百册，分送各机关干部。
与此同时，溥仪也通过了十年改造被释放了出来。
1960年初，刚被释放一个月的溥仪就被周总理接见，周总理亲切地与他谈论了关于《我的前半生》的创作细节。
在谈论过程中，周总理称这本书为未定稿版，为何不能定稿呢？
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是虽然经过溥杰润色，但仍然不具备一本合格自传的行文逻辑，还需要再改编。
二是毛主席认为，溥仪把自己说得太坏了，不够客观公正。
公安部决定由群众出版社的李文达编辑帮助溥仪重新梳理《我的前半生》。
而此时的溥仪已经是新中国的合法公民，有了普通的工作，并开始了他最后一段婚姻。
而他的最后一位妻子李淑贤也与这本书结下了不解之缘。
溥仪一生一共有五个伴侣，然而可以称为妻子的，只有婉容和李淑贤。
婉容是他明媒正娶的“皇后”，而跟婉容一起嫁过来的还有文绣，自然就是“妃子”。
虽说民国不准纳妾，但当时溥仪毕竟还是紫禁城的皇帝，没人管得了他。
他们的婚后生活很不幸福，因为溥仪首先身体不太好，没有生育能力；其次脾气也不太稳定，时而暴躁，时而温柔。
但他是皇帝，婉容跟文绣也不敢反抗。
可是随着冯玉祥发动政变，溥仪不再是皇帝了，婉容和文绣对他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
反应最强烈的是文绣，因为她是溥仪的妾，平时地位低下，经常受皇帝和皇后的气。
所以，当溥仪搬出紫禁城，住进天津日本租界时，文绣跟溥仪摊牌了。
1931年，文绣聘请律师要跟溥仪打官司解除婚姻关系，顿时成为全国第一大离婚案。
最后，文绣成功脱离了溥仪，开始了自己的生活，而溥仪则带着婉容前往东北做了傀儡皇帝。
在东北伪满洲国时期，他又找了两位红粉佳人，可是这位妻妾成群的傀儡皇帝最终却落得一个形单影只的下场。
从战犯管理所出来之后，溥仪成为了新中国的合法公民，这时开始不断有人给他介绍对象。
起初溥仪对这种事比较反感，因为介绍来的对象大多是看中了他曾经的皇帝身份。
这时溥仪已经决心与过去的自己一刀两断，所以万万不能接受。
到了1962年，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位护士，让他眼前一亮，她就是李淑贤。
当时的李淑贤30多岁，结过几次婚，而此时的溥仪已经50多岁。
所以一见面溥仪就先告诉对方自己的年龄，若李淑贤不能接受，也不用再往下说了。
没想到李淑贤并不嫌弃溥仪年纪大，她本身就有丰富的感情经历，所以更加注重婚后的感情生活。
溥仪对李淑贤非常有好感，于是二人就开始频繁约会见面。
慢慢的，溥仪发现李淑贤确是将自己当做一个普通公民，而不是旧朝皇帝来对待。
两人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之后，觉得相处得很融洽，于是就走入了婚姻的殿堂。
二人的婚后生活总体而言是很和谐的，李淑贤无微不至地照顾溥仪，让溥仪得以安享晚年。
但二人的夫妻生活也有遗憾，那就是没有留下子嗣。
李淑贤是想要孩子的，但可惜溥仪没有生育能力，而且年事已高，所以在这方面二人曾经爆发过多次争吵。
但是二人的婚姻并没有因此而破裂，溥仪没有再次成为孤家寡人，李淑贤陪他走完了最后一段路。
溥仪去世之后，李淑贤没有再改嫁，而是一心一意整理丈夫的生前身后事。
溥仪的前半生已经编著成书，即我们前面所说的《我的前半生》。
而溥仪去世后，李淑贤又找人共同著作了《溥仪的后半生》。
可没想到这两本书均陷入了版权纷争之中。
为此，李淑贤不惜对簿公堂，打了长达十几年的官司，而打官司的对象则是曾经润笔的人。
《我的前半生》曾经过溥杰的润笔，不过产生纠纷的并不是他，而是另有其人。
这个人就是帮助溥仪重新梳理《我的前半生》的李文达。
他从1960年开始，就接受上级指派，与溥仪磋商修改《我的前半生》的具体事宜。
起初，他们是在原版的基础上，修改剪辑，并添加了溥仪的口述内容。
但是李文达却在修改过程中发现，原版的问题不仅仅是在文笔上不够优美，而且历史错误非常多。
虽然溥仪溥杰都是曾生活在皇宫里，但那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他们的记忆难免发生偏差。
而且他们虽然生活在其中，却不一定对身边的事物多加考究，反不如历史学家准确。
比如说，溥仪结婚时，时任民国大总统是徐世昌而非黎元洪，溥仪对此事的记忆是错误的。
更大的问题是，经过多次修改之后，文章变得很生硬，还没有原版生动活泼。
在这种越改越乱的情况下，李文达只好请示上级领导，希望能从头编写。
领导看过他们的修改版之后，也觉得不好，所以就同意了他的意见。
群众出版社开始组织人力物力按照原版框架重新搜集资料，寻访当事人。
时任编辑部主任的李文达是这一行动的领头人，并负责重新撰写《我的前半生》。
经过一年努力，新版《我的前半生》问世了。
而新版还不能直接印刷出版，还要送到溥仪那里，让溥仪重新检校一番，查漏补缺。
溥仪也指出了一些出版社没有注意到的地方，或者没有依据胡乱猜测的地方。
比如说，书中说光绪皇帝必须向李莲英行贿，李莲英才会跟慈禧转达皇帝的意思。
溥仪直接在旁边注释说，不会有这种事。
最终在1964年，《我的前半生》正式出版，就是我们现在可以在市面上买到的版本。
三年后溥仪去世，李淑贤开始整理溥仪留下的日记和笔记，邻居贾英华是文字工作者，也会经常帮助李淑贤梳理。
后来有出版社来找李淑贤谈合作，要编写一本《溥仪的后半生》，并派编辑田庆祥与李淑贤约稿。
田庆祥利用贾英华整理出来的素材，很快完成了这本书。
而贾英华要求加入创作队伍，遭到拒绝，于是自己独立写出了一本《末代皇帝的后半生》。
80年代以来，出版业发展日趋繁荣，这几本书的销量也非常好，涉及到金钱利益，这就有必要厘清版权关系了。
从1987年开始，李淑贤正式向当地法院起诉，状告李文达非法侵占了自己已故丈夫的著作权。
1990年，她又与田庆祥一起起诉了另起炉灶的贾英华。
说他所著的《末代皇帝的后半生》抄袭了自己与田庆祥编写的《溥仪的后半生》。
这两场官司的时间跨度和最终结果是完全不同的，最先打的官司打了将近十年才有结果。
而李淑贤与贾英华的官司却进行得很快。
从1990年开始起诉，经过两年时间，李淑贤最终败诉，法院认定贾英华的书是自己创作，没有抄袭。
但是李淑贤毕竟还是留住了溥仪《我的前半生》的著作权，所产生的利润自然都归李淑贤所有。
创作《我的前半生》的事件发生在60年代，过去二十多年，旧事重提，很多细节已经无法考证了。
在第一次审判时，法院是主张李文达与溥仪共享著作权的，但李淑贤不服判决结果，再次上诉。
兜兜转转到了1995年，法院终于判决，这本书的著作权归溥仪一人所有，算是李淑贤获得了最终胜利。
值得一提的是，判决书下来的当天，正是溥仪骨灰改葬华龙皇家陵园的日子。
在丈夫的新坟前，李淑贤激动地向溥仪讲述了判决结果。
但仅仅两年之后，李淑贤就去世了，她辛苦地跟人打官司这么多年，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有人说是为了物质利益，认定溥仪为唯一著作人，她作为遗孀就可以获得出版社销售这本书的所有利润分成。
但也有人说，她是为了维护自己丈夫的合法权益。
毕竟她当时年事已高，仅仅过了两年就去世了，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呢？
我倒是认为两者兼而有之。
李淑贤与溥仪是有感情的，她希望能维护丈夫的合法权益，而巨大的物质利益肯定也是推动她坚持不懈打官司的原因之一。
在李淑贤去世后，又有溥仪的亲戚想来认领这本书的版权。
但群众出版社向法院提出申请，将这本书认定为无主财产，归国家所有，此事告一段落。
溥仪虽然曾经贵为皇帝，但在新中国也只是个普通公民，与李淑贤结为合法夫妻。
他生前的著作《我的前半生》竟成为一笔可观的遗产，也因为版权问题，成为李淑贤十年官司的起因。
最终李淑贤赢得了官司，却在两年后去世，这本书的版权也成为了无主财产。
如果从物资利益来看，李淑贤十年努力成为了泡影。
若从他们夫妻二人的感情来看，李淑贤成功维护了丈夫的合法权益，也不能说是一无所得。
大家认为李淑贤打这场官司到底值不值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