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格瓦拉同志
满清入关，神州陆沉，被李闯占据不久的北京城，旋即沦陷于清军之手，而明朝诸王在江南建立的几个流亡小朝廷，也不旋踵地陆续灭亡。如此算来，立国近300年的大明王朝，实际上经历了两次亡国。随着剃发易服令的强制推行，对明朝遗老遗少来讲，这不啻于政治亡国之后，再来一次文化上的亡国，其拊膺哀痛之情可想而知。
明清时期朝鲜人的服饰
其实，对于明朝灭亡深感悲痛的不止于这些遗老遗少，连其藩属国朝鲜也如丧考妣。为表示对明朝的忠诚和思念，朝鲜在满清统治中国后，一直坚持“不剃发、不易服”的政策，其服饰一如明朝时的规制。不仅如此，朝鲜孝宗还谋划联络南明、郑成功、日本等势力，共襄反清复明大业。对于这段历史，国人知者寥寥，本人不揣冒昧，借一篇小文简述其事。
在叙述朝鲜国王的“反清复明”梦之前，首先需要谈一谈他这样做的动机。具体原因，盖不出于以下三点：
1.朝鲜对明朝的臣子义务。在朝鲜的眼中，明朝是“君父”，自己则是“臣子”。“臣子”遇难，作为“君父”的明朝责无旁贷的有救助义务，而“君父”遭忧时，“臣子”同样有尽忠的义务。这种认识因明朝万历皇帝的抗日援朝事件得到巩固，对于明朝的“再造之恩”，朝鲜国王没齿难忘，历代国王均思投桃报李。孝宗的“反清复明”活动，无疑便是这种思想的一贯体现。
清军曾两度征伐朝鲜
2.朝鲜对满清文化上的鄙视。朝鲜视满清为犬羊夷狄，私下里称呼清帝为“胡皇”，称清使为“虏使”，并在国内长时期使用崇祯年号。这固然能说明朝鲜对明朝极度忠诚与思念，同时也说明朝鲜对满清充满了文化上的鄙视。这种心理的起因，源自满清的前身建州女真曾依附于朝鲜，算得上是朝鲜的“家奴”。昔日野蛮、落后的“家奴”翻身成了朝鲜的“主人”，后者的心理不平衡、抵触可想而知。
3.朝鲜意图一血国耻家仇。后金（清）建立后，为切断朝鲜与明朝间的关系，曾于1627年、1636年两度用兵朝鲜，致使朝鲜王京平壤两次沦陷、国王逃走，史称“丁卯胡乱”和“丙子胡乱”。事后，朝鲜虽然表面上屈服于满清，但内心深处无一日难忘国耻家仇，无一日不思雪耻。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1649年即位的朝鲜孝宗李淏，便制定了大胆的“反清复明”计划。
朝鲜仁宗被迫向皇太极下跪
其实早在孝宗未登基前，还在满清做人质期间（1636-1645年），目睹明朝的灭亡和朝鲜所受的屈辱，内心极不平之余曾写下“我愿长驱百万兵，秋风雄镇九连城”的“反诗”，并由此奠定其一生反清的心理基础。
继位之后，孝宗以光复大明天下为己任，倡议北伐，并对朝臣称“欲养精兵十万，爱恤如子，皆为敢死之卒，然后待其有衅，出其不意，直抵关外，则中原义士豪杰，岂无响应者！”而对于大臣“万一蹉跎，有覆亡之祸，则奈何”的担忧，孝宗不无悲壮的宣称：“大义则明，则覆亡何愧，益有光举于天下万世也。且天意有在，予以为似无覆亡之虞也”。
朝鲜孝宗国王
当然“反清复明”大业不能光靠嘴皮子说，孝宗为实施该项大胆计划，确实积极筹划良多。据《韩国近代史》记载，孝宗为实施北伐，积极扩军备战，计划将驻汉城的都城御营厅军由七千人增加到两万一千人，禁军由六百名增加到一千名，并全部改编为骑兵。不仅如此，还计划在御营厅增加大炮攻坚部队，并将守卫汉城的训练都监军增加一万名，御营厅军增加两万名。
大规模的扩军备战需要以雄厚的财源为依托，故此孝宗在位时积极实施“大同法”，将贡物统一为米谷的纳税制度，并对土地征收附加税，客观上加快国内贸易的兴起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颁布命令，要求国内所有的男子，甚至连和尚都要纳税以换取免服兵役，以此来增收、开拓财源。
孝宗深知仅靠朝鲜一国之力，根本无法对抗满清，故而不遗余力的联络、拉拢国外的反清势力，共襄复明大业。孝宗在位期间，对南明政权、台湾郑氏集团等反清势力寄以厚望，并积极拉拢日本，准备派使臣渡海联络，策划夹击清朝。
南明与清朝对峙图
然而由于朝鲜国小民贫、军力孱弱，导致孝宗各项改革计划举步维艰。加之南明政权不旋踵而亡、郑氏集团的表里不一和中原各地反清运动的旋起旋灭，孝宗雄心勃勃的“反清复明”计划也逐渐破灭。1659年，孝宗抱恨而终，年仅41岁。继立的显宗国王一度在“三藩之乱”期间盼来“千载一时”的复明良机，国内也是一片北伐之声。可就在显宗准备跃跃欲试之机，却暴病身亡，导致朝鲜再一次与“反清复明”大业“擦肩而过”。
朝鲜用于祭祀明朝皇帝的大报坛
虽然朝鲜版的“反清复明”计划无疾而终，但朝鲜对明朝的忠诚与思念却一直延续下去，并通过“大报坛”祭祀、袭用崇祯年号等形式体现出来，并一直持续到1909年。第二年，朝鲜正式被日本吞并。由此，朝鲜王国与大明王朝也算是“与国同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