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8月的一天，四名便衣莫名其妙的带走了美国记者约翰·鲍威尔。随后，鲍威尔被美国联邦法院以三条“重罪”起诉：
1.抹黑朝鲜战争中的美军形象；
2.在美国分发刊有相关报道的杂志，企图引发美国军民的厌战情绪；
3.报道美国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等“不实消息”。
三项罪名累计起来，鲍威尔最高可能面临至少260年的刑期！
约翰·鲍威尔
重压之下，鲍威尔仍坚持着自己报道的真实性。他的辩护律师威林，为了查找真相，也特意向当时仍处于敌对状态的中方提出申请，试图进入中国、朝鲜实地调查。
经过“特予通融”，威林来到了东亚大陆，开始调查事件真相。
两个月的调研、访谈后，威林向世人宣布，鲍威尔的报道属实，美军确实在战争中使用了细菌战，自己手中掌握着相关证据。
然而，在随后的庭审中，向来标榜民主、公平、平等的美国法院，对军方极尽偏袒，在美国军方拒绝公开相关文件档案和出庭作证的情况下，“强行”审理了这个案件。
最终检方理屈词穷，主动撤诉，鲍威尔罪名不成立，一场“闹剧”就这样结束了。
面对媒体们关于美军是否在东北亚使用了“细菌武器”的追问，美政府和军方用尽手段，威胁恐吓、重金利诱多管齐下，对媒体进行了“封口”处理。各种运作后，有关朝鲜细菌战丑闻的质疑，被强行打压下去，最终不了了之。
显然，美国不遗余力要掩饰的事儿，一般就是那不光彩的真相。
通过后续各方掌握的事实和铁证的对接，很容易就可以发现，朝鲜战争中的美军细菌战，堪称日本细菌战的“升级版”，美国细菌战的幕后“专家团队”，更不乏日本731部队的原班人马。
其实，早1940年初，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还没参战的美国就已经启动了生物武器计划，位于马里兰州的德特里克营地被用作了美军生化武器实验室总部。
但是，受制于1925年的《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的限制，不仅相关研究要偷偷摸摸，更难以获取实战数据，来检验生化武器性能、效果等等。
没成想，二战后，美国“意外”发现，包括731部队在内的侵华日军手中，正好掌握着大量活体实验和实战数据。
由此，一场带着肮脏目的的“攫取和交易”秘密展开。
东京审判举行之前，美军为了一己私利，同731部队的头目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秘密接触，毫无底线的与20多名731部队成员达成了秘密交易，以免除对方的“战争罪”为条件，获得了731部队大量研究资料。
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摇身一变，成了科研机构和高校的专家、教授，最后平安终老。而当年731部队的主要负责人——石井四郎，则被特聘为美军德特里克营地的高级顾问。
在那里，石井四郎和原纳粹党卫军埃里希·特劳布上校成了“同事”。
就这样，美国挟持着两大法西斯的活体实验的头号战犯，给自己卖命去研发生化武器。
到了1951年下半年，美国人在朝鲜前线陷入僵局，刚刚横扫欧洲和太平洋战场的美军竟然扛不住一穷二白的志愿军，让美政府非常没面子。
1951年8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授权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李奇微可以对志愿军和中国方面进行“无限制战”。说白了就是，允许李奇微的部队在朝鲜战场和中国本土投放以细菌战剂为主的生物武器。
朝鲜战场上的李奇微
美国政府拿出的生物武器研发资金，也是相当大方，1951年到1953年总计投入了3.45亿美元；而之前的1950年，相关预算才区区530万美金。
在朝鲜战场上，美军使用的是菌武器，对象主要分两个部分：一是污染、摧毁志愿军的后勤，促使中方丧失持续作战的能力；二是投放于志愿军营地、交通线周边，妄图直接造成中方武装人员的伤亡、减员。
1951年秋，60名美国飞行员集中在日本的岩国县基地，秘密进行细菌战培训，恶补生物战相关课程，同时被训练如何投掷昆虫及动物来传播细菌。
同年底，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原731部队核心成员组团奔赴朝鲜战场，进行实地考察，为细菌战做准备。
据后来的志愿军战士回忆，1952年1月27日夜，美国军机组团多次来我军营地周边盘旋，但是并未投下任何爆炸物。
美军投下的纸筒细菌弹，落在雪地上，几乎没什么太大的动静
次日，我军在雪地中发现了成群结队的苍蝇、跳蚤、蜘蛛等昆虫，还夹杂着一大片谁都没见过的小黑虫子。
看到这种情形，志愿军和朝鲜当地群众都感到很怪异——照说，大量昆是不可能出现在隆冬天气的雪地里的。
面对这些不按常理出现的昆虫，志愿军中一些有经验的官兵马上做出了判断——美军正在施行细菌战，昆虫就是细菌作为传播媒介的生物战剂！
到了二月底，志愿军的多个驻地已经累计发生了美军投掷昆虫的情况八起，昆虫密度最高的地方，竟然能达到每平方米1000只。
更令人发指的是，美军仗着自己的空中优势，还闯入了中国境内，用战机对东北一些铁路线和粮食、水源地投放了带有烈性传染病细菌的生物战剂。一时间，东北各地群发了多起炭疽、鼠疫感染人畜致死事件。入夏后，美军在中朝的河流中多次倾倒带有霍乱杆菌的蛤蜊，导致大量以妇女儿童为主的无辜平民患病，甚至死亡。
美军投下的四格细菌弹
与此同时，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第67军军长，一向强壮的李湘，突然患上了疾病，还没等查出原因，就迅速恶化，并发败血症和脑膜炎，浑身浮肿，终因抢救无效，于1952年7月8日与世长辞。从发病到离世，前后只经历了8天。
李湘军长是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中方级别最高的指挥官。他去世的时候，年仅38岁，一年前，才刚刚做了父亲。
自美军第一次投放细菌类战剂起，中方就做出了非常及时的反应。
到了二月中旬，中国相关部门就已经掌握了比较明确的证据——从朝鲜前线采集回的昆虫样本和一些尸检样品中，均分析出了鼠疫杆菌、霍乱杆菌等烈性传染病相关细菌。
随后，中央防疫区和各大军区都发了《反细菌战指示》，宣布志愿军所在的朝鲜为疫区，东北为紧急防疫区，华北、华东、中南沿海地区为防疫监视区。紧急调配了多批次疫苗，尽量给所有志愿军战士都打上疫苗。
志愿军防疫人员正在为朝鲜儿童注射防疫疫苗
面对美国的细菌战，志愿军采取了一整套应对策略。比如，抓随身带着捕鼠器抓老鼠、喝热水、看到散落在地上的昆虫，马上喷药杀死等等。
甚至，为了向大量文盲半文盲的基层士兵普及防疫知识，卫生队长带着显微镜，给大伙儿看苍蝇、冷水在高倍镜头下是个什么样子，效果那是出奇的好。战士都表示，以后再也不随便喝凉水了，看到不明容器和弹片、成群的昆虫，更不能掉以轻心。
在朝鲜战场上，水井必须加盖，24小时有专人站岗看守，官兵们要剃光头，尽量创造条件，洗澡换衣服，并把志愿军换下来的衣服统一熏蒸、灭虱子，驻地周边定期喷洒DDT粉末等等。
在中国的大后方，也掀起了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各族人民齐动员，“除四害”、疏通渠道、改建厕所、修水井。村镇、社区、学校和企事业单位都设置了防疫站，专人24小时值班，一旦发现传染病症状，立即上报并进行隔离治疗。
这方面，就不多赘述了，大家是不是都很熟悉？
同时，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的防空力量明显加强，被俘虏的美军飞行员越来越多。其中，陆续有超过25名美国飞行员都明确承认，自己参与过细菌战，一些级别较高的飞行员，通过中方的感召，还供述了相关的策划、实施细节。
被俘的美国空军上尉凯伊斯·伊纳克供认美军进行细菌战
在掌握了非常靠谱的证据后，中方开始邀请多国科学家组成调查委员会，来朝鲜和中国境内的调查细菌战情况，以向国际社会揭露美军的反人道主义嘴脸。
这些科学家分别来自苏联、英国、法国、瑞典、意大利等国家，均属于生化界和防疫界的权威专家。委员会本着客观公正的立场，对细菌战进行了持续数周的调查，并最终公布了著名的《有关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的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因为调查委员会的带头专家是剑桥大学生物学教授李约瑟，又被称作《李约瑟报告》。
报告用确凿的证据表明，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朝鲜战争中使用了细菌武器，而且很像是二战中日本细菌战的延续和“升级版”。
在北京举行的调查委员会报告签字仪式
在专家考察的同时，中方还邀请了大量境外媒体来事发区域进行调研、报道，其中就包括了本文开头提及的，那位险些被判刑260年的美国记者鲍威尔。
这么看，有了国际专家和媒体的发声，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对朝鲜和中国本土发动细菌战的证据确凿，已经无可辩驳。
但即便如此，美国还是利用了自己的霸权地区和话语权优势，硬是把各界的质疑和谴责给压了下去。
更因为中国方面发现及时、反应迅速，防治有力，美军的生物战剂，并没有造成特别重大的伤亡。
据统计，整个朝鲜战争中，志愿军与美国细菌战有关的疫病患者共计384人，其中有258人治愈。
在全民科普和爱国卫生运动下，中国军民的传染病发病率，较之以往，反而有了明显下降。
于是，美国方面不断抵赖，狡辩说中方伤亡人数过少，不说明问题、《李约瑟报告》和一些媒体的揭露都是专家和记者们被苏联和中国买通了以后的“伪证”、自己尚不具备“量产”生物武器的能力等等。
甚至.....不惜去毁灭和伪造档案、杀人灭口。
1953年11月28日凌晨，一个名叫弗兰克·奥尔森的美国人在纽约某宾馆的13层坠楼身亡，随后被“鉴定”为意外跌落或是主动选择的“自杀”。
只是，奥尔森43年岁，上有老，下有小，日常没出现过“抑郁”倾向，平时生活规律、身体健康。怎么就莫名其妙的出现在了一个高层宾馆里，并打开飘窗“跌落”下去了呢？
更可疑的还有，通知奥尔森死讯并提供尸检鉴定报告的，竟然是中情局（CIA）！
原来，生化学家出身的奥尔森，就供职于开头提到的美军德特里克堡生化武器实验室，还属于项目组的主要负责人，日本的石井四郎和德国埃里希·特劳布都曾经是他的同事。
弗兰克·奥尔森
显然，他知道的太多了......
二十多年后的1975年，曾经曝光尼克松“水门事件”的《华盛顿邮报》率先打破沉默，头版刊登文章推断——奥尔森之死属于“谋杀”，是被CIA以约谈的名义带到了宾馆的13楼，饮用了下过致幻剂的饮料后，才“被”坠楼的。
马上，奥尔森一家开始对美政府和中情局发起诉讼。
一时间，美政府慌了神——按规定，奥尔森家作为原告，将有权依法调出相关机密文件。
为此，中情局先是承认了错误，同时又以大额赔偿利诱奥尔森一家，甚至连白宫都动员了起来，时任总统杰拉尔德·福特把奥尔森一家请到了白宫，亲自致歉，进行安抚。
最终，奥尔森一家放弃了诉讼。
1975年，福特总统和奥尔森的亲属们
到这儿，事儿还没完。
两年后，奥尔森的女儿一家遭遇空难，夫妻俩、儿子乔纳森以及另一个尚未出生的宝宝全部当场死亡。
奥尔森的儿子埃里克见状，赶紧跑到了“祖籍”瑞典躲了起来，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返回美国。
在埃里克的坚持下，1994年奥尔森的遗骸被重新挖了出来，进行法医鉴定。
法医的结论是：奥尔森在摔落之前，就被钝器精准的重击了头部，瞬间失去意识，然后被人直接从13楼的飘窗中扔了下去。
所谓的“致幻剂”推理，跟事实相比，还是太温柔了。
还有那些曾经提供了证据和线索的美军，回国后也纷纷被迫“翻供”，按照美国政府给的“台词”，对外宣称——所谓的细菌战相关供词，都是严刑逼供下的不得已的选择。
另有一些不惧压力和威胁，坚持说实话的记者和媒体们，也不同程度的受到了其所在国的各种限制和迫害。除了差点被判处260年徒刑的约翰·鲍威尔，最典型的，还有澳大利亚记者韦尔弗雷德·格拉汉姆·伯切特和英国记者阿兰·温宁顿——前者全家被剥夺了澳国公民身份和政治权力；后者被英政府直接驱逐出境，客死他乡。
就这样，在抹掉档案和物证，对人证进行封口、灭口和威胁利诱的操作下，关于这段生物战的事实，被不择手段的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中。甚至即便是大多数中国人，对此也几乎毫无概念，只知有日本关东军731，而不清楚它的美国继承者——马里兰州的德特里克堡生化武器实验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