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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看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相关档案和历史，大概今天的中国人很少有人会相信，在好莱坞电影中神勇无比，几乎无处不在的美国情报机关，在朝鲜战争，评估中国出兵朝鲜上，居然错的如此离谱。
原因究竟是什么？
1945年4月12日，在距离第二次世界大战只剩下四个月时间的时候，成功领导美国成为国际新秩序的强大维护者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去世了。接替罗斯福总统位置的，是副总统杜鲁门。
就在杜鲁门就任总统两周之后，他就接到了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威廉·杜诺万提交的一份重要的备忘录。杜诺万在这份备忘录中提醒杜鲁门说：
在罗斯福去世一周前曾明确批准了他关于与相关部门会商，成立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提议。这件事刻不容缓，应该马上着手进行。
美国此前在海外不是完全没有情报工作，但是，由于美国在国际政治问题上长期奉行中立主义政策，对过多地卷入和干涉国际事务十分谨慎，因此，它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没有感觉到有建立一个专门的国际情报机构的必要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甚至直到美国被卷入到战争中去之后，它也仅仅是根据在欧亚战场作战的实际需要，由军方在参谋长联席会议领导下组建了一个战略情报局，专门负责在美军作战区域内组织和搜集情报。
成立中央情报局，统合美国各部门的情报机关，将美国的情报工作扩大到世界范围和非军事领域，并由总统直接掌握对外情报部门及其所提供的信息，就变成战后美国一件十分必要且迫切的工作了。
很显然，战争最后关头实在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关注。杜鲁门总统并没有及时对成立新的情报机关的工作马上做出反应。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美国对外战争全面结束。杜诺万十天后又再度上书杜鲁门总统，催促立即成立美国中央对外情报机构，以取代难以继续存在的战略情报局开展对外情报工作。
但是，杜鲁门不仅没有做出反应，还突然指示国务院从10月1日起接管战略情报局研究和分析处等部门的工作，并由陆军部接管战略情报局其他方面的工作部门，解散战略情报局。
杜鲁门毅然决然地决定解散战略情报局，其实是因为他从一些渠道听到了对军事情报机关管理及其权限的严重怀疑与指责。
这时最尖锐的批评明确指责战略情报局组织混乱、用人不当、铺张浪费和自作主张，并且严重地损害了美国公民的利益，以及美国的商业利益和国家利益。
10月1日，新的中央情报机关未能成立，原战略情报局却遭到解散，其各部门的1362名工作人员调到国务院临时研究与情报局，归国务卿特别助理阿尔费雷德·麦克马克指挥。其他9028名特工则被划归陆军部，由马格鲁德将军指挥。战略情报局就此不复存在。
但是，不论战略情报局功过如何，成立战后美国的国际情报机关仍旧是不可避免的。杜鲁门当然也很清楚这一点。
等了两个月之后，美国国务院和陆军、海军部长显然感到不能忍受了。他们达成一致意见，决定共同向总统建议成立一个国家情报领导委员会，下设中央情报局。在这种情况下，杜鲁门做出了让步。
1946年1月22日，各部门协商后，杜鲁门总统正式批准并签署了命令，宣布成立国家情报委员会，并由他任命一名中央情报局局长，领导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相关人员，组成一个协助情报委员会的中央情报小组，协助情报委员会的工作。
次日，海军少将悉尼·素尔斯被任命为首任中央情报局局长。
但是，任命中央情报局局长和组成中央情报小组的决定，并不意味着中央情报局由此建立起来了。
事实上，2月8日中央情报小组正式受命组建之后，围绕着如何组建中央情报小组以及中央情报小组的具体职责等问题，各部门仍旧颇费周折地进行了相当时间的研讨。
直至6月索尔斯将军辞职，范登堡将军接任，由于涉及战后军队复员和众多机构变动等复杂情况，特别是因为该机构的合法性问题尚未解决，因此中央情报组仍处在筹备过程中，许多工作未能正常进行。包括情报分析和评估的正常报告制度，也未能有效地建立起来。
中央情报组在谋求合法化，即正式建立中央情报局的过程中，也在努力尝试着为美国政府提供具有参考性的情报信息和综合分析报告。
它在1946年下半年陆续开始给总统和国务卿，陆、海军部长提供日报和周报，并不定期地提供特别报告。但在这种情况下，其情报的质量可想而知。
从1947年初各部门反馈的情况看，中央情报组的日报和周报一直受到广泛批评，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中央情报组的情报信息不能满足上至总统，下至国务院、情报科，以及军方情报官员的情报需求，唯有特别报告“受到一致好评”。
美国对外情报机构的这种过渡状态一直延续到1947年7月第80届国会批准了中央情报局的成立之后，才逐渐结束。
这种情况决定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47年美苏冷战开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对外情报活动一直处在极不正常的状态。这种情况自然也极大地影响到了美国对华情报工作。
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的两个多月期间，中情局主要在对苏联的意图予以评估的前提下来考虑中国是否将出兵朝鲜的问题，尚未对中国的意图进行单独评估。
它对中国军事动向的评估仅仅是认为中国即将攻打台湾。
此后，随着中情局所获得的关于中国加强东北边境防御的各种公开的或秘密的情报越来越多，对中国是否将主动参加朝鲜战争的考虑也开始提上日程。
9月8日，中情局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了第324号情报备忘录《中共直接介入朝鲜的可能性》。
这份文件估计中国正不断增加对北朝鲜的有限而秘密的援助，包括提供为数不多的士兵。
同时，文件也认为，“尚无直接的证据表明中共到底是否介入朝鲜、干预朝鲜战争”。
9月15日，中情局在《每周概要》中继续提出：
由于中苏结盟的缘故，“中共军队将不可能直接而公开地介入朝鲜”，一方面苏联希望避免全球战争的爆发，而“中共军队介入朝鲜将扩大冲突的范围，势必增加全面战争爆发的风险”；另一方面，“即便苏联愿意冒全面战争爆发的较大风险，那么中共军队介入朝鲜也将给苏联和北京政权带来许多政治上的难题。它将使中苏联盟关系变得紧张起来，而不是巩固这种联盟关系”。
在考虑苏联因素对中国出兵与否的影响的同时，中情局着重强调，鉴于中共面临复杂而严重的国内问题，中国将不可能卷入朝鲜战争。
它认为那些国内问题包括：
“盗匪猖獗、广泛的骚乱、散兵游勇的抵抗、经济停滞、农民心理失调以及涉及巩固共产党政治控制的一系列问题”。
正是因为存在这些问题，中情局十分有把握地推断：
“毋庸置疑，中共担心和美国作战的结果。他们的国内问题事关重大，以至于在和美国交战时遭受的压力及物资损失将会对该政权的整个国内问题和经济造成损害。”
特别是，中情局还确信：
“如果中国的干涉失败，则将使北京公开面对中国人的怨恨情绪，因为他们认为中国是在为苏联‘火中取栗'，扮演被苏联利用去做冒险事情的角色。”
对于这种评估，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持完全类似的看法。
他在后来国会为其举行的听证会上提出，中国出兵前，他就认为：
这个国家缺少“现代战争必须具备的工业基础…人们过分夸大了共产党中国打现代战争的能力”，中国“在经济上是贫困的，一旦加以破坏，就会使大部分人产生不满，社会也就不得安定，而国内的紧张将有助于破坏她参与战争的潜力…如能利用这些因素，她按逻辑就更难、甚至不可能维持军队在国外作战”。
国务卿艾奇逊同样断定：
中国参战将会使政府的统治能力受到削弱。在美军仁川登陆前几天，他就宣称，“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如果干预，那纯粹是发疯。据我看来，他们插手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此外，根据中情局的评估，美国决策层还怀疑中国是否具有和美军作战的军事实力。
中情局强调中国糟糕的国内问题对其介入朝鲜的负面影响似乎反衬出美国在军事等方面的优势地位。
而事实上，美国决策层早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就以一种盛气凌人的姿态来看待中国与朝鲜战争有关的行为，打算一旦中国军队卷入朝鲜战事，那么美国就对中国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的攻击。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7月1日制定的第73号文件，明确提出，美国将毫不犹豫地打击在朝鲜战场上有可能出现的来自中国的任何一支军队。
随后在8月25日出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73/4号文件进一步完善了对中国进行军事报复的傲慢想法，提出万一中国在朝鲜公开使用有组织的军队，那么，尽管美国不发动针对中国的全面战争，但是只要联合国军队在朝鲜的军事行动有可能取得胜利，就应当使那些行动继续下去，并且使它们扩大为授权联合国军总司令在朝鲜以外的地域，采取适当的海空行动攻击共产党中国的军事目标。
这两份文件所包含的主要内容和一贯自大的麦克阿瑟的看法不谋而合。
早在7月时他同样也考虑过中国介入的问题，当时美国空军参谋长霍伊特·范登堡还在东京。
他信心十足地告诉范登堡：
“从中国东北和符拉迪沃斯托克出来的唯一通道上遍布着隧道和桥梁，我看这里特别适合使用原子弹…我的B-29轰炸机部队可以升格啦。”
他确信即使不用原子武器，只需出动他的空军就足以做到中国军队的大队人马进入北朝鲜时不可能不被发现，即使中国军队能设法渡过鸭绿江，中国也无力在北朝鲜维持若干万部队。麦克阿瑟相信，中国至多能有几千志愿军参战而已。
在他看来，美国军队具有绝对的优势：
“（中国）共产党人要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他们的军队就会损失一半”。
此外，尤其令美国人得意的是，当麦克阿瑟指挥军队在仁川登陆时，战场形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这个大胆而富有创意的军事举措，加之联合国军在南部的负隅抵抗，使得战线过长的北朝鲜部队遭受了巨大损失。他们不得不向北撤退。
联合国军因之而变得更加自信起来，进而开始得意洋洋。在他们眼里，中国干涉的威胁似乎比任何时候都要遥远。
在9月，麦克阿瑟和威洛比都相信中国的军队将不会卷入这场冲突之中。
9月27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麦克阿瑟做出特别的努力来搞清楚中国是否打算参战。第二天，麦克阿瑟就向参谋长们保证，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将要进入北朝鲜。
正是由于一方面预计中国不会出兵，另一方面尤其有军事上的优越感，所以在9月下旬，美国军队不断向朝鲜北部推进，战场局势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来越不利。
设若和台湾国民党政权沆瀣一气的美国军队侵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则中国东北边疆的安全必将面临严重的威胁。
中共中央对此高度关注。中国政府亦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向美国政府发出一系列的警告。
例如，9月25日，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对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说：
“中国对美国突破三八线绝不会置之不理”，尽管战争会对中国造成严重破坏，但中国“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制止美国的侵略行径”。
9月30日，在得到准确的情报获悉美军要越过三八线之后，毛泽东亲自决定，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向全世界宣告，同时也是向美国政府发出最严厉的警告：
“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然而，美国决策层根据情报部门事先所做的“中国不会干涉”的情报评估，加之在军事等国家实力上的自信优越感，对中国的严正警告置若罔闻。
与此同时，在9月30日，中情局居然认为：
“最近获得的大多数信息表明中共决定不公开介入朝鲜。”
它还在当天的《每日概要》中援引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柯克的看法，认为中国军队干涉的时机已经过去了。
因为在柯克看来：
“当联合国军拼命地防守南朝鲜的一块狭小地区时，大批中国地面军队的涌入将证明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那时才是共产党武装干涉的合乎逻辑的时机。”
他的这种说法在美国政界及军界高层人士中引起很大的共鸣。
他们普遍同意：
“当战争一度可能会出现美国的敦刻尔克的时候，中国人克制着没有进行干预，他们决不会愚蠢到在目前阶段把军队投入战斗。”
由于中情局赞同他的意见，所以它对向西方传递中国领导人看法的潘尼迦产生了强烈的不信任感，认为：
“潘尼迦也许正不知不觉地扮演一个中间人的角色，从而替中共向联合国施压，防止它推进到三八线以北，同时迫使它支持中共取得联合国成员的资格。”
于是，此后中国政府通过他传递的警告信息不受中情局所重视，同样也得不到白宫的重视。
在韩国军队越过三八线之后，周恩来于10月3日凌晨紧急召见潘尼迦，就朝鲜战争问题再次郑重地表明中国政府的立场：
“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
这个警告很快就由潘尼迦通知给英国的外交代表，然后通过英国外交部传到华盛顿。
中情局竟然对该“信息的‘可信性和准确性'表示怀疑”，因为它认为：
“中共完全可能利用潘尼迦来传递这些信息，以使其努力影响美国和英国的政策。”
它同时提出，中国人“会认为公开介入朝鲜将不符合他们的利益”。杜鲁门总统和中情局的看法一致，也不相信潘尼迦传递的信息。
在他看来，潘尼迦在过去经常同情中国共产党，“他的话不能当作一个公正观察家的话来看待。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共产党宣传的传声筒罢了”。
而且，它强调中国之所以通过印度驻华大使发出威胁性的声音，就是因为：
“这是中共最后一道防线…共产党中国的意图很可能是力图吓唬联合国不要越过三八线，而不是它即将干涉的预先警告”。
中情局10月9日的《每日概要》继续坚持这种看法，尤其是其标题居然为《中共对朝鲜的干涉不被人们所相信》。
在中情局和远东司令部情报部门的影响下，国务卿艾奇逊推断，周恩来发出的信息是苏联和中国试图迫使联合国撤军所做努力的一部分。
国务院其他高级决策者也都认为，周恩来的声明是虚张声势，是苏联和中国为挽救北朝鲜政权而进行的外交努力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杜鲁门总统指示中情局拟定一份有关中国对朝鲜和亚洲其他地区意图的详尽评估。
10月12日，中情局提交一份由各军事部门及国务院的情报组织一致赞同的情报评估报告。
在这份报告中，中情局重申了其原先的评估结论：
中国可能将不会干预，因为从中国的角度出发，介入的不利之处似乎远远大于有利之处。
而且，为了进一步向白宫做出中国不会出兵朝鲜的保证，它在报告中特别强调：
“中共意图的一些外在迹象，除了周恩来的声明、部队调动到满洲以及在宣传上对联合国军暴行和侵犯边境予以谴责之外，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中共打算全面介入朝鲜。”
然而，正是由于中国不会出兵介入朝鲜战争的情报评估结论深深地植根于麦克阿瑟和威洛比等远东司令部要员的脑海中，因此，即便中国政府不断公开发出警告，美国军事部门也会忽视之。
当杜鲁门总统希望从麦克阿瑟那里得到“第一手的情报和判断”，从而搞清楚是否中国真的“要在朝鲜进行干涉”时，双方于10月15日在太平洋上的威克岛举行了见面会。
在这次会谈中，根据威洛比少将的判断，再加之本身固有的军事优越感，麦克阿瑟将军十分自负地告诉杜鲁门：
中国人干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如果他们在最初一两个月进行干涉，那将具有决定性意义。现在我们不再担心他们的干涉了。我们不再畏首畏尾。中国在东北的兵力有30万人。其中部署在鸭绿江边的可能不到10万~12.5万人，跨过鸭绿江的可能只有5万~6万人。他们没有空军。由于我们在朝鲜拥有空军基地，如果中国人试图南下到平壤，那对他们来说将是一场大规模屠杀”。
据布雷德利回忆，总统对和麦克阿瑟的会谈感到十分满意。
不过，令杜鲁门绝对意想不到的是，麦克阿瑟一厢情愿的判断在威克岛会谈后第二天就被事实证明是极端错误的。
在中共中央于10月13日最终决定参战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四十二军一二四师三七○团在副师长萧剑飞的率领下于10月16日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
就在同一天，中情局在《每日概要摘录》中评论说：
“在最近几周内，我们收到许多份报告，都提到中共的四支部队。报告的撰写人毫无根据地声称那些军队已经从满洲越过边界进入朝鲜…中情局仍然认为，中共在继续支援北朝鲜的同时，也许将不会公开干预目前在朝鲜发生的战事。”
此后，中情局的另两份评估报告继续认为中国不会出兵朝鲜。
10月18日的报告做出这样的分析：
“中共不可能愿意冒着送往和美国及其联合国盟友公开发生冲突的风险去援助朝鲜人。中共十分清楚，至少在东西方间没有爆发全面战争的情况下，和美国的战争将是灾难性的，不仅损害中国的总体利益，而且破坏其国内计划和北京政权的稳定。因此，他们很可能力图避免在中国传统地域之外公开参加军事行动。这样，除非苏联准备发动全球战争，或者出于某些原因，北京领导人认为和美国的战争将不会因公开干涉朝鲜而爆发，否则的话，共产党中国像苏联那样，将不可能公开干涉战争，打击联合国在北朝鲜的联合国部队。”
而10月20日的《每日概要摘录》则明确指出：
“一段时间以来，中共已具有军事上对朝鲜战争进行直接干涉的能力。不过，中央情报局相信，采取这种行动的最佳时机已经过去了。在这个时候，苏联和中国都不愿冒越来越大的风险，因中共直接介入朝鲜将促使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
这样，以远东司令部和中情局等为核心的美国重要机构，对中国有关朝鲜战争意图的情报评估便彻底地错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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