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英国首相斯塔默在伦敦金融城发表演讲时指出，美国、欧盟和中国是当今世界三大力量。他认为英国缺乏对华接触的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需要加强对华交往、与中国开展贸易与合作。同时，他声称中国对英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英方将继续采取措施加以应对。
斯塔默的这种“经贸上靠中国，安全上防中国”的论调体现了英国外交政策的两面性。善变性和逐利性一直是英国外交的特点。自17世纪以来，英国通过灵活调整外交策略，在与其他欧洲列强的博弈中维持了“日不落帝国”的地位。二战后，英国综合国力下降，但其外交手段依然为其争取利益最大化和国际影响力发挥了重要作用。斯塔默提到中英关系从卡梅伦时期的“黄金时代”到特拉斯时期的“冰河世纪”剧烈变化，并表示英国未来对华政策将寻求新的方案，这反映了英国外交一贯的善变特点。而提到出于经济目的加强与中国的接触，则是逐利性的体现。
然而，英国外交的善变和逐利背后有着根本性逻辑，即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和与美国的地缘政治捆绑。斯塔默既批评中国又试图争取商业利益，显示出这种两面性。作为西方制度与思想理念的发源地之一，英国对外交往中仍深深嵌入了所谓民主的执念和意识形态竞争。从英美特殊关系角度看，英国自1941年《大西洋宪章》签署以来就把支持美国领导地位作为维护战略利益的重要支柱。因此，英国外交的基本战略底色是保守党和工党都无法动摇的“政治正确”，也是英国议会内和战略界批评政府外交政策的基本逻辑。英国外交的善变性与意识形态色彩交织，反映出其未能随实力下降而相应降低“怀旧主义”心态。英国政府提出的“全球英国”概念及对亚太事务的干涉，就是这种落后于时代的思想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