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小马桶推进大民生工程，生动诠释了人民城市理念。一平方米的尊严，不仅提升了这座城市的民生保障水平，更让一个个具体的人的需求被看见。
今年5月底，程金鑫第一次看到崭新的抽水马桶立在屋里，密封胶还没干透。他伸手摸了一摸，指尖感到一点湿。还得再等等，万一马桶漏水就白装了。那几天，每天早上出门前他都要专门去看它一眼。程金鑫住在黄浦区贵州路，一条藏在南京路步行街“背后”的小街，一头通向苏州河，一头穿过南京东路。某种程度上，它是上海城市的“里子”——在霓虹闪烁的另一面，是七拐八弯的旧式里弄、陡得近乎垂直的木楼梯，和那些仍在清晨拎着马桶走向倒粪站的人。76岁的程金鑫，是今年上海最后一批告别手拎马桶的居民之一。据记载，1993年的上海仍有80万只手拎马桶。如今，这个数字降到了两位数。当大部分人已不再为如厕发愁，我们仍想追寻这段30多年的历程——一只只马桶如何成为问题的容器，推动一座城市在探索治理的过程中，看见和关怀每一个具体的人。
程金鑫的家在贵州路永平安里一间商铺的2楼，14平方米的空间内，一张大床、一张折叠床、两个衣柜、一张小桌紧紧挨着彼此。自1949年出生起，程金鑫便和父母生活在这里。每天凌晨4点，睡眼惺忪的他会听到喊声“倒马桶嘞——”，40多岁的粪工拉着大板车，绕过当时上海的第一高楼国际饭店走进里弄，街坊赶紧把马桶提到楼下。有人在凌晨两三点钟就把马桶备好，生怕错过就得再等一天。空马桶在天亮后被取回，邻居们再用长长的竹筅荡清爽。这番日复一日的街景，藏着一部社会变迁史。新中国成立时，上海人均居住面积3.9平方米。20世纪50年代，上海的人口数量激增，繁华之下是泾渭分明的居住环境。按照上海市房地产科学研究院原院长陈洋的说法，“全上海也就一千套”的花园洋房、高级公寓里住着侨民、富商和精英，户内独用抽水马桶，还配备洗手池、浴缸和淋浴，俗称“四件套”。一些小康家庭居住在“新式里弄”，楼栋里常合用卫生设施。大量普通上海人栖身在“旧式里弄”“简屋”和“棚户区”里。在南京东路背后的贵州路、宁波路一带，大量石库门建筑属于旧式里弄。这些住宅在设计之初就没有卫生间的位置。彼时抽水马桶尚未进入普通人家庭。按旧时社会观念，“在家里弄个厕所，那怎么行，都臭死了。”陈洋说，那时，女子的嫁妆里就有马桶。资料显示，1958年上海总人口数为750.8万，其中713.26万人的住所没有抽水马桶。当时印发的《上海市粪便处理手册》中描述，市卫生局下设“粪便管理所”，统筹28处粪码头与23个清洁管理段。每个大弄堂里建了化粪池，出现了居民手拎马桶的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