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贝尔纳不幸去世，竺可桢没有在日记中记载这位与他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科学圣徒的离去，甚至在1972年与贝尔纳当年的好友李约瑟夫妇、得意门生多萝西·霍奇金会晤时，对他也是只字未提，或许自有其难言之隐。
竺可桢（1890-1974）与贝尔纳（1901-1971）
导读 ：
从竺可桢初步了解贝尔纳著作的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直至双方生命的终结，前后约三十年的风风雨雨，彼此联系受到政治干扰颇多。1971年，贝尔纳不幸去世，竺可桢没有在日记中记载这位与他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科学圣徒的离去，甚至在1972年与贝尔纳当年的好友李约瑟夫妇、得意门生多萝西·霍奇金会晤时，对他也是只字未提，或许自有其难言之隐。
竺可桢 （1890-1974） ，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著名教育家和科学活动家，曾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浙江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职。1915年，中国科学社由一批热爱科学的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成立，竺可桢即为第一批会员。他是《科学》杂志的最重要的作者之一，1935年发表的《中国实验科学不发达的原因》以及1946年的《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代表了一代学人的观点。1949年以后，他致力于宏观科学管理、可持续发展等重要议题，并开创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新领域。文革期间，他虽然不在一线从事科研工作，但仍坚持在国际科学文化交流与合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贝尔纳 （John Desmond Bernal，1901-1971） 是著名X射线晶体学家、分子生物学家、科学学创始人。1937年，贝尔纳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并开始担任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 （Birkbeck College） 物理学、晶体学教授，直至去世。贝尔纳是科学应用于社会的实践者。1949年，他与约里奥·居里 （Frédéric Joliot-Curie，1900-1958） 等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和平者大会 （World Congress of Partisans of Peace，后更名为世界和平理事会World Peace Council） ，并担任执委会副主席。1959~1965年，他担任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和世界和平理事会执委会主席。
竺可桢与贝尔纳同为20世纪世界重要的科学家兼社会活动家，其科学学思想颇有相通之处。 [10] 竺可桢早年受到贝尔纳、李约瑟等马克思主义科学家的影响，已有学者讨论过。 [8,9] 从竺可桢初步了解贝尔纳著作的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直至双方生命的终结，前后约三十年的风风雨雨，彼此联系受到政治干扰颇多。虽然贝尔纳后期没用像李约瑟 （Joseph Needham, 1900-1995） 那样受到中国官方和学者的热情接纳，但是竺可桢与之交往的历史值得回味，特别是在《竺可桢全集》《科学圣徒：J.D.贝尔纳传》等相继出版后，利用相关文献和档案资料，重新审视这样一些特殊的历史片段，对于理解那段曲折科学发展的历程是颇有意味的。
1 竺可桢对贝尔纳的初识
竺可桢是最早注意到贝尔纳的中国学者之一。早在1938年3月22日，还在浙大艰难西经江西泰和途中，竺可桢在日记中记载了阅读贝尔纳一篇文章《十九世纪大不列颠的科学研究》的摘录。 [13]
贝尔纳在1939年出版的《科学的社会功能》 （ The Social Function of Science ） 是举世公认科学学的奠基性著作，后来被译为多种文字。该书出版后不多久，国内有学者就开始研读此书，竺可桢可算是其中代表。1941年4月，竺可桢在重庆公干之时，于中央大学图书馆见到《科学的社会功能》此书，连看了数日，并于4月14日作《中国之科学》读书笔记。 [14]
1941年5月9日，竺可桢在浙江大学的演讲《近代科学之精神》的开场白中，即引用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中关于中国科学的那段话，并评论“这段话好像太恭维中国了。对于历史之事实，裴纳（即贝尔纳）赞扬中国并未超出实在情形，这是吾人当仁不让，居之无愧的。但是近代科学必能在中国有远大的前程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能不回溯近代科学在西洋发达的历史，和其精神与方法。”这其实与竺可桢的重要科学文化评论文章《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有异曲同工之妙。 [11]
1945年7月1日，竺可桢在浙江大学毕业典礼上作《大学生之责任》演讲，在开场白又引用了《科学的社会功能》中关于美、苏、英三国大学生比例的数据。 [15]
1946年12月，竺可桢赴英国伦敦访问，终于在街头书店购买到了原版的《科学的社会功能》。1947年1月15日，在英国伦敦访问的竺可桢在友人的联系下终于见到了贝尔纳教授，并共进了午餐，谈话的中心话题是贝尔纳正关心的建筑工程问题，当然也有如科研经费和薪金待遇等大家共同关心的话题。
一点至Charing Cross, Denmark St. 在大世界Universal Restaurant中膳，约 Prof. J.D.Bernal, 伦敦Birkbeck Colledge 物理教授，及承绪与通伯、叔华夫妇中膳。Bernal为现政府Ministry of Work （建筑工程部） 科学顾问，研究如何改进房屋构造。据云，英国全部有房屋一千六百万幢，被炸毁二百万幢，现需建筑四百万幢，有一百余万幢已在进行之中。对于Froth Concrete （加气混凝土） 可以固热不散，故墙可以减薄。余询以夏天拒热之法，据云屋顶加铝可行。渠对于苏联在沙漠以镜子收日光及以沙保水办法颇为赞扬。关于科学研究，谓目前英国一年所费于Physical Science研究四千万镑，生物科学四百万镑，而教育、社会则仅三十万镑而已。全国研究经费为六千五百万镑，军事占三分之二。又谓大学教授薪水比新进助教四倍，即一千五百镑与三百五十镑之比。理、文教员兼政府之工作，不兼薪，极不平云。渠著 Social Function of Science 一书将再版。二点半散。 [16]
这次相聚给了竺可桢很深的印象，但是从竺的日记中并未感受到更多的感情色彩。第二天，贝尔纳还安排了竺可桢一行到位于伦敦西北20英里的加斯顿（Garston）的建筑研究所参观，继续头一天有关建筑的话题。
1949年4月1日，竺可桢作为校长在浙江大学二十二周年演讲中，再次引用贝尔纳关于我国学者对科学上曾有很大贡献之说，“可知西方学者如白纳耳（Bernal伦敦大学物理教授）、李约瑟等，佥认我国学者对科学上曾有很大贡献。”[11]。1949年6月24日、28日、30日上午，他到图书馆阅览《科学的社会功能》，在此政权更迭非常时期在上海避祸，于图书馆再读此书，恐怕感触会更不一样吧。 [17]
78 《科学的社会功能》封面
竺可桢学习贝尔纳科学计划思想
在波兰尼等科学自由派的攻击下，贝尔纳在关于科学的计划与自由这场论战中的重要武器，另一本重要的著作《需要的自由》 （ The Freedom of Necessity ） 于1949年出版。1949年11月，竺可桢在一次偶然机会获得最新出版的此书，竟然一个下午连续阅读了50页之多，甚至连续一周都在阅读此书。根据竺可桢日记所载，1949年11月20日朱光琨交阅近出J.D.Bernal著 The Freedom of Necessity 。 [17] 竺后于1950年元旦专程驱车至外交部街协和北院41号晤李宗恩，请交此书给在协和医院的陆惟善，转给其弟陆颂善。 [18] 根据竺可桢日记所载，1949年11月21下午、26下午、27日晚上，竺可桢都在阅读 The Freedom of Necessity 。 [17]
1950年4月，竺可桢费了很大精力写就的《中国科学的新方向》引用了贝尔纳在《需要的自由》中的观点。
将来的科学要用整个社会的观点来计划，是绝对必需的一件事。这种计划在苏联已见其端倪。只有忠实地遵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把帝俄时代本来浅薄科学基础，变成了伟大的、互相联系的和勃勃有生气的眼前苏联科学。在短短卅年当中，苏联已经从一个文盲遍地的国家，变成了随处统是科学工作者的国家。问题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去培养几个少数有天才的科学家，在科学的前哨做点冲锋陷阵的工作；而是建立起来一个普遍通行的习惯，把一切关于工业、农业、卫生和国防所需要科学来解决的问题，从有计划的实验，和以统计数字为依据的基础上来解决。 [12]
此文原载于《科学》32卷第4期97-99页科学通论栏目。竺可桢由于事先没有想好此文的结构，又受到瓦维列夫和贝尔纳相关文章的影响，“故反而写来非常不顺手，余自来写文无如此之苦者。前天写了一千五百字全作废，昨写一千五百字自认不甚无满意，到晚间又觉须加以大更正。前后既不接气，而文无一个Central Theme（中心思想）。” [18]
显然，此时竺可桢刚刚上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正处于思想改造时期，对于贝尔纳描绘的苏联式的计划科学充满憧憬。这篇对中国科学发展道路的思考文章影响了未来若干年中国科学规划和科学发展的走向。他把贝尔纳关于科学组织的形式、科研经费不要只维持生活而要有力促进研究活动的发展来拨付，以及科研活动的大规模联合协作等创见，吸收到自己从事的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工作中。
他不仅自己阅读此类书籍，还经常借给其他先生。比如，1955年7月11日，他在政协礼堂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阅读五年计划之余，延请马寅初先生至家，借给他《需要的自由》 [20] 。
中国科学界与贝尔纳直接接触虽然不多，但仍然非常重视与他的交往。1949年9月，在新中国成立之际，在北京召开的自然科学工作者筹备会常务委会上，当与会代表得知贝尔纳因出席左派活动而被英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开除会籍之事，愤然回应并致电慰问；当得知由约里奥·居里和贝尔纳领导的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有意到中国来举办会议时，也是积极响应。 [17]
1954年，贝尔纳应中国科学院邀请来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纪念活动。这是贝尔纳第一次来中国，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热情接待，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访问 [4,7] 。由于竺可桢10月至11月随陈毅副总理等访问民主德国、波兰、苏联等国，缺席了中国科学院在北京接待贝尔纳的重要活动，但是他都有记录在案。比如，在他1959年1月7日在青岛的日记中，突然记起1954年10月30日贝尔纳在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发展的历史》讲座，言“如果郑和当时沿着非洲东部继续航行，他必然会绕好望角到大西洋，而历史将大为改观。中国舰队将出现于泰晤士河口，而不是英国舰队打到中国门户了。” [21]
1955年3月15日，竺可桢看贝尔纳新书《历史上的科学》和Maurice Cornforth在 Marxist Quarterly 1955年1月号的书评，颇有心得，作了笔记如下：
在历史上从发展观来看，科学最初不过是技术的一个助手，但到目今，科学变为技术的泉源，能建立新的技术。所以从前是社会变迁的最随着，却到现时变为他的引路人了。
原书P.23. Science was learned from wheel and pot, it created steam engine and dynamo.这是历史上的一巨大变更，而人类的幸福将是无量，只要能知道和利用科学。科学的发达由于他和生产的技术有了密切关系。在历史上，科学发达的时期也是经济活动和技术革新的时期。而技术革新本身是由于社会背景的。同时，生产方式对于社会组织也有密切关系。我们不希在石器时代有繁复的国家，因为当时生产能力在广大土地亦只能供给几百个人，也不可能城市社会在工业未发达的国家有多大发展。
科学有其阶级性。从最初只限于一少数知识分子，他们以其知识贩卖来获取得厕身于统治阶级，一直到现在。这是科学之所以不能发达的原因。因为大多数优秀的人民没有机会参加了科学的活动。（P.23:技术是个别获得、而社会通晓的做活的方法，科学是如何去做、如何做得好的知识。）同时，某一阶级的利益也使科学的发展受得了限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已比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为广泛，所以资本主义社会科学就得了发展。所以，科学史家的责任不但在解释为什么某种发明见于某个时代，而且要解释为什么在某个时代科学不能发达。
科学也和在同一时代的政治理论有关。如牛顿的自然定律是法治优于人治的政治观念的反映。达尔文的物竞天择是资本主义时代自由竞争的反映。P.876:而这种政治理论是前一个时代所留传下来的。 [20]
《历史上的科学》封面
从这一年的日记来看，竺可桢多次引用贝尔纳著作《科学的社会功能》《历史上的科学》的相关数据和论断。如1956年4月13日日记所载：“据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P.644，盘尼西林于1928年被弗莱明发明后无人注意，殆磺胺药成功始大家觅灭菌之药，1938年弗洛里和钱恩始把他用作灭菌。不久大战开始，不惜工本地发展起来云”[20]。他也非常关心贝尔纳的情况，如1955年10月28日载，周培源出席世界科联执委会会议，回来报告，告知贝尔纳已担任代理主席，并建议请罗素来中国，并提议开展世界科联的北京中心。 [20]
1959年9月，竺可桢率中国代表团赴华沙参加第六届世界科联代表大会，再次与贝尔纳相见。在这次会议上，鲍威尔当选下届执委会主席，贝尔纳与未出席的中国代表李四光当选副主席。9月29日至30日，竺可桢与贝尔纳同机返回北京，这次贝尔纳是应邀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纪念活动。在飞机上，竺可桢和贝尔纳同坐第一排，交谈中发现他“于气象，如天明或黄昏时天的演变、云的结构，均极有兴趣。” [21]
10月13日，贝尔纳在北京大学做了一个关于“生命起源”的演讲，竺可桢也应邀前去听讲，在他的日记中有记载。 [21]
3 晚年竺可桢与贝尔纳的交往
中苏关系破裂以后，作为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的贝尔纳被中国政府看成是苏联在国际事务中的代理人，中国官方对其态度也有了重要的转变，贝尔纳成了典型的“修正主义”立场的科学家。反映在竺可桢1961年的日记中，多次提及贝尔纳的和平主义思想，也能看出竺可桢对其态度也随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竺可桢在1961年1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
“和平主义者反对一切战争，但我们分为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赞成朝鲜战争而反对美国的战争，虽是同一个局部战争，局部战争也要看目的何在。不能像贝尔纳说法说太费钱了太可怕了，而安静地希望掌握氢弹、原子弹的人放弃使用，不做斗争，是错误的。” [22]
在1961年4月21日写道：“帝国主义的迫害，美帝把世界科协放在黑名单内……英国也排斥Bernal为副主席，以后选出Powell为主席。” [22] 甚至还大段引用了贝尔纳颇具和平主义色彩的新书《没有战争的世界》 （ A World Without War ） 。 [22]
1961年，应英国皇家学会的邀请，竺可桢携夫人陈汲一行5人赴英国访问。竺可桢这次访英，会见了许多英国科学教育界的名流，但有意识地回避了与贝尔纳的见面，因此从其日记中很难找到线索。但是通过查阅中科院有关档案材料，发现竺可桢访英后应贝尔纳请求带回书信两封。这两封信经过重重审核，最终得到的处理结果是不予回复。以下是相关文件的内容：
事由：贝尔纳转达的两件事
拟办：竺副院长访英归来带回贝尔纳教授转达的两件事
1）英国贝尔柯蒙出版社郝尔姆斯汤姆要求访华事，从该人给贝尔纳的信中谈到：“多年前曾在中国工作，会讲中文”等情况。介之前英美“来华工作”人员，多数为帝国主义派来进行文化侵略的分子。由于对该人情况不详，根据目前紧缩的精神，拟不予置理。对贝尔纳也不复信。
）澳大利亚佛里门要求了解中国进行“β射线氨基丙酸镍合成的X光射线结晶结构的分析”的研究机构和文章的作者，以便建立今后联系。我们所发表的文章未提单位及作者。
文件中有批示如下：
说明有保密问题，不能对外，故更不应与之联系。拟不予置理，对贝尔纳也不复信。如竺老认为需要复信时，是否只告对方已转有关单位处理。当否，请批示。（1961.11.13）
这两封信是竺老从英国带回的，经向刘力同志了解，竺老是要我们对这两封信提出处理意见。拟同意以竺老名义复信贝尔纳，说明已转有关单位处理。不置理是否好？请保密处批示。（1961.11.14）
因此，竺可桢根据组织的要求向贝尔纳进行了复信，内容如下：
亲爱的贝尔纳教授：
在伦敦时蒙您邀请酒会得和很多老朋友见面，并结识了许多新朋友，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你交给我的信件我已转交有关单位处理，特此告知。
竺可桢 1961.12.8
78 1961年竺可桢给贝尔纳的复信。 资料图
后贝尔纳虽再未踏足中国，但心系中国也处处可见。比如，在刘宁一代表廖承志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做的报告中，特别强调了“最后贝尔纳还发表了演说，谓虽以多数决定，但中国代表意见值得重视。” [22]
此时竺可桢年事已高，也很少出国访问进行外事活动，但还经常阅读贝尔纳的有关著作，这其中特别是《历史上的科学》，成了他对世界科学史了解的一本重要工具书。竺可桢还经常介绍此书给有关朋友或亲人，比如：1962年11月28日，“见张孟闻，送科学出版社的Bernal著 Sciences in History ” [22] 。1967年10月18日，“中国科技大学批改组、物理二年级生万天录来谈欧洲文艺革命和近代科学的关系。他对于外文不能阅读，因此做科学史工作不免有困难，我介绍他阅贝尔纳著的《历史上的科学》中译本，要他向图书馆借阅。但万生不精干，他如借不到，我将所存办公室一本借与他阅” 。 [24]
1965年，竺可桢组织专家撰写《科学名人传》，10月23日“阅钱临照写的《牛顿小传》，约三万字。我对牛顿生平事迹不熟悉，所以要先看参考文献如Bernal 的 Science in History 中关于牛顿的生平，然后再看钱的原文。” [23]
1968年3月23日和24日，竺可桢再次阅贝尔纳的《历史上的科学》，指出：
他主张要研究科学史，认为科学在现代已影响政治和人民生活到如此地步，科学工作人员已知道有责任应该干预国家如何利用科学，因此他认为在目前世界上分为两个垒营的时候，科学家在两方有调和的责任，庶几世界不至于走向破灭。他这样一个大前提完全是“修”字路线，他这个主张在第一章上第一版1954尚说的不清楚，而在第二版1957的第一页上开宗明义就提出了。
……
他在第二版的序言上说，新时代的利益只能由一辈新的、受到全面教育的民众来争和享受，不再受阶级或种族的限制。科学太重要，也太危险了，不能只交几个人掌握。这序是1956年11月写的。但是十年以后，美国的约翰逊就借口东京湾莫须有的炮轰事件，不但以美国飞机轰炸北越，而且用了CBW即化学生物战争破坏越南人民的稻田。1966年春天，美国科学家三千多人联名写信要他不用CBW,但他却置之不理，可见贝尔纳所讲全是空谈。美帝国主义存在一天，世界是不会有和平的。 [25]
1969年9月，中国科学院组织批判爱因斯坦相对论，竺可桢又翻开贝尔纳的《历史上的科学》，从中寻找力量的源泉。
为了答复院中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寄来《相对论批判》，我参考了英国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原本1954年第一版，一本1959年，科学出版社。谈到爱因斯坦相对论，有这样一段（P.425），题目是“爱因斯坦和科学的神秘化”，说到爱因斯坦的工作的影响，除了能应用于专家狭窄范围而外，又是一般神秘化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幻想破灭了的知识分子热切地抓着了他，来支持他们拒绝面对现实。他们只消用“相对论”字样，而说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爱丁顿……竟忘其所以，想入非非，以为单靠运用纯粹思维和逻辑，就有可能发现科学上的一切事物……秦斯重新发现了旧日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认为一切皆是数学，以及创造了数学宇宙的上帝本身也必然是一个大数学家……厄·马赫的实证主义，对现代物理理论的规范所产生影响是显著的…… [25]
P.528：马赫的实证主义对于现代物理学理论的影响是决定性的（predominant）,大多数的物理学家如此吸收了马赫主义，甚至于认为是物理科学的一部分，而不是用主观的去解释客观的事实了。P．755：马赫认为科学无非是用最方便的方式安排我的印象所得，真正要讨论物质世界是纯粹而无用的形而上学。 [25]
在这场中国文革史上最著名的科学闹剧中，竺可桢虽然对现代物理学和哲学所知了了，但借助贝尔纳咀嚼过的有限认知，居然认真地准备著文了。在这场几近疯狂的游戏中，贝尔纳的这部书为竺可桢批判相对论提供了充足的弹药。
4 尾声
贝尔纳于1971年9月15日不幸与世长辞，世界上失去了一个为和平而奋斗的科学圣徒。竺可桢没有在日记中记载这位与他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科学圣徒的离去，甚至在1972年与贝尔纳当年的好友李约瑟夫妇、得意门生多萝西·霍奇金会晤时，对他也是只字未提，或许自有其难言之隐。三十年弹指一挥间，这对分属东西两段的科学文化人彻底分离了，贝尔纳的逝去，确实没有带走竺可桢的一丝云彩。
撰文 | 潜伟（ 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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